2015考研法制史分析題：魏晉南北朝
方法/步驟
1.試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的發展變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的發展變化主要有四個方面：
首先，律逐漸發展完備成為最穩定的法律形式。漢《九章律》雖然簡要，但是不敷於用，以致有傍章、越宮、朝律作為補充，此外還有各種雜律，篇目滋繁難，免歧異叢生。自曹魏定《新律》開始變革律的體例和內容，至《北齊律》刪繁就簡，以《名例律》開篇，全律共十二篇、九百餘條，其科條簡要便於司法適用。律作為一種穩定而重要的法律形式也逐漸趨於成熟，最終成為法律體系的核心。
其次，律與令開始有了嚴格的區分。漢代以前，律令同為定罪量刑的法律規範，二者在性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至晉朝，《晉律》序言中明確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正式在性質上確定，律是定罪量刑的穩定的法律形式，令是規定國家制度的法律形式，違令當治罪者，要依照律文的規定定罪處刑。
再次，從以格代科、以格代律，到格由主要法律形式退居為次要的法律形式。自漢代以來，科成為改革發展漢律的一種法律形式。特別是曹魏時期，格是當時主要的法律形式。至魏明帝制定《新律》，把格中有關刑事的內容抽取出來歸納入律，格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走向衰落。北魏中期，開始以格代科，格成為一種輔律而行法律形式。北魏後期至北齊初期，格取代律成為當時主要的法律形式，例如東魏頒佈的《麟趾格》實際起到律典的作用。到《北齊律》的頒行，律重新取得主要法律形式的地位，而格雖與律並行，但退居次要地位。
最後，式成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式作為一種法律形式最早見於秦，此後歷經發展，至西魏編定《大統式》，式確立為獨立的法律形式。式主要規定國家機關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多屬行政性法規。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令、格、式四種法律形式它們之間的界限和相互關係大致都已明確，為隋唐以後的法律體系奠定了基本格局。
2.為什麼說南北朝時期的法制“北優於南”?
南朝統治階層崇尚玄學與佛學，蔑棄禮法，其重要法典基本因襲《晉律》。劉宋五十多年未立新制;蕭齊仿照晉律制定了《永明律》，卻因意見不一而未實行;梁武帝命蔡法度、沈約等人依照《永明律》修訂《樑律》，單實際內容與晉律基本相同，僅是名稱有所改易;陳修訂完成的《陳律》，一準《樑律》，實質上仍然是《晉律》的繼續。可以說南朝法制並無多少創制。
北魏首開北朝重視法典編纂之風。自太祖拓拔圭著手修律，至孝文帝修訂完成《北魏律》，前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北魏律》由著名律學家崔浩、高允等人主持修訂，冶漢、魏、晉律於一爐，在篇章體例、罪名刑制方面較前朝都有發展。東魏以格代科，制定有《麟趾格》，西魏編定有《大統式》，從而把“格”和“式”發展成為比較成熟的法律形式，為隋唐時期格與式成為基本法律形式奠定了基礎。《北齊律》則完成了我國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它以名例律開篇的十二篇體例、五種法定刑的設置、重罪十條的入律，這些重要的創新都被隋唐兩代的律典所借鑑。
通過以上簡略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南北朝時期的法制“北優於南”。
3.試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刑罰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
魏晉南北朝時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法定刑的規範化。魏《新律》將法定刑確定為死、髡、完、作、贖、罰金、雜抵罪七種。《晉律》中規定了死、髡、贖、雜抵罪、罰金五種法定刑，每一種法定刑又分為數等。《北魏律》規定了死、流、宮、徒、鞭、杖六種法定刑，《北齊律》承其後，最終確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這一時期的刑法制度改革，為隋唐以後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礎。
第二個方面是使刑罰趨於寬緩，具體體現為以下幾點：
首先，免除宮刑，進一步廢除肉刑。自漢文帝改革刑制以來，宮刑時用時廢。《北魏律》還曾把宮刑作為一種法定刑，至北齊宮刑被徹底廢除，《北齊律》所規定的五種法定刑不再有宮刑。
其次，緣坐的範圍有所縮小。秦漢以來緣坐的範圍甚廣，特別是出嫁婦女既隨夫家受誅，又隨父家受戮。曹魏時期所定新律縮小了緣坐的範圍，並開緣坐不及出嫁女的先例。南朝《樑律》進一步縮小緣坐的範圍，創緣坐婦女免處死刑的先例。《北魏律》雖然規定的緣坐範圍較廣，但孝文帝以詔令特加縮小：非犯幹名犯義之重罪者，緣坐處死皆止其身。
再次，定流刑為減死之刑。從北魏、北齊開始，流刑已成為一種法定刑作為死刑與徒刑的中間刑，填補了自漢文帝以來死刑與徒刑之間的差等。北周又將流刑按里程分為五等，使流刑更為規範化。
4.試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機構的演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機構的變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制的形成，一個是九卿制的變化。
(一)三省制的形成
自東漢末年以來，司徒、司空、太尉(有時稱司馬)三公雖然仍舊設置，單其職權已歸於尚書。鑑於三公已成為虛設之位，尚書的權位日顯重要;因此，曹魏初期尚書脫離少府而獨立，其機構日漸擴大，稱為“尚書檯”，名正言順地掌理政務。
為了防止尚書權力過重而專權，皇帝又設祕書作為侍從要職。魏文帝時，改祕書為中書，尚書參與機要的職權也逐漸轉移到中書。隨著中書職權的擴大，形成了中書省。中書省與尚書檯同為中央政府的中樞機構，為了避免它們之間權責不清的問題，特對它們的職權加以限定：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為中央決策、立法機構;尚書檯負責遵令施行，為中央執行機構。晉代侍中的地位日顯重要，於是成立了以侍中為長官的門下省。門下省職掌駁正，對中書省起到一定的牽制作用。
(二)九卿制度的變化
隨著中央三省制的形成，原來分掌某一方面具體事務的九卿，其職權遭到削弱，逐漸流為冗曹。以上是職權上的變化，九卿的名稱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北齊改九卿之一的廷衛為大理，改少府為太府，並改稱其官署為寺，於是九卿變為九寺，從此我國古代國家機關的名稱不再以長官的官銜相稱。
5.試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進一步儒家化的主要體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戰禍連接、時有武人任刑肆殺，但是這一時期延續了漢代以來法律儒家化的發展方向，代表了中國古代法律的進步趨勢。這一時期法律的進一步儒家化主要體現在下述幾方面：
(1)從儒家恤刑慎罰思想出發，刑罰總體上趨於輕緩。規範化的、比較輕緩的封建五刑正在逐漸形成，進一步廢除肉刑，緣坐範圍也有所縮小。婦女犯罪，在適用刑罰時給予特別照顧，婦女應受體罰者，一般減半數執行，並可以使其免於裸露身體;孕婦可以免受體罰，執行死刑要在生產百日之後。
(2)確立了服制定罪和存留養親制度。自《晉律》創制服制定罪以來，親屬相犯，其定罪量刑不同於一般常人犯罪，要依服制所規定的親等來定罪量刑，以體現儒家親疏有別、注重維護親倫秩序的精神。存留養親則是以儒家的孝道改變既有的法律規定，對於犯罪人而言，也體現了統治者以德服人的寬仁。
(3)“重罪十條”正式入律。《北齊律》對危害封建專制統治和違反倫理綱常德行為加以概括，定為“重罪十條”列於律首，進一步把禮法結合起來，強化了對君權、父權、夫權的維護。
(4)確立維護貴族、官僚的特權制度。曹魏制定魏律時，總結前代經驗，將周禮八辟之制定為“八議”，對親、故、賢、能、功、貴、勤、賓把類官僚貴族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自《晉律》、《北魏律》到《陳律》，逐步確立了“官當”之制，凡有官爵者犯罪，都可以用官品、爵位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