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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生活”是中國傳統哲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在致思路徑上，它植根於現實的人與人的生活世界，遵循從生活中找尋和踐行真理的方式和原則;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摘要：“現實生活”是中國傳統哲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在致思路徑上，它植根於現實的人與人的生活世界，遵循從生活中找尋和踐行真理的方式和原則;在存在形式上，它表徵著中國先賢哲人們的生命活動和生活方式，體現著他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品位;而在功能價值上，它強調個人修身，旨在通過提升人的自身修為和精神境界而達到“天人合一”目的。

　　關鍵詞：中國傳統哲學;生活意蘊;儒家;道家;價值旨歸

　　中圖分類號：B22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9-0046-04

　　哲學作為人的一種“愛智”活動，離不開現實的人的生活。理性地反思生活，引導人們從現實生活中尋求真、善、美，是哲學的本真要義。因此，哲學必須敞開它的生活維度，始終把自身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中，並與現實生活緊密相融，否則，哲學就無法把握時代脈搏，凝練時代精神，進而成為一種毫無實踐價值與現實意義的“玄思”和“空想”。而中國傳統哲學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對當今社會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關鍵之處就在於其自身所具有的濃重的生活特質。在科學主義凸現危機、人的生存壓力加劇的現時代，順應學界“哲學復歸生活”的訴求，我們審視和品味中國傳統哲學，不難發現，無論是儒、道兩家的學說，還是其他諸家的言論，其間都充溢著濃郁的生活意蘊。

　　一、中國傳統哲學的致思路徑

　　就所關注的問題領域而言，中國傳統哲學完全不同於西方哲學。一般認為，西方哲學注重對“真”的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即“求真”，而中國傳統哲學則是關注“善”的學問，即“求善”。研究內容指向的不同決定了二者在思維方式和致思路徑上的不同與差別。西方哲學重“思辨”，講究邏輯思維的嚴密，而中國傳統哲學則重“感悟”，講求的是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和感受。很多西方學者在研究和品評中國傳統學說時，之所以會認為中國古代無哲學，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們秉承西方的哲學傳統，把“思辨性”和“抽象性”作為哲學的本質特徵，認為哲學是一個由概念、範疇連線而成的系統性的學科，並以此作為評判哲學有無的根本原則和唯一標準。但是，作為一種“愛智”活動，哲學體現的是人對知識的嚮往和追求，它的表述方式與致思路經可以有所不同，也應該有所不同。唯此，哲學才能實現真正的繁榮與發展。況且，把某一種表述方式或致思路徑作為評判有無哲學的根本或唯一標準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所做出的武斷結論對中國傳統學說來說也是不公正的。而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正規化，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在探究問題的方式和角度上本身就不相同。高清海先生曾對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在致思路經方面的差異進行過比較和論述，他指出：“西方關注的主要是成就人的生命活動價值， 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 這使它從一開始就把‘智慧’引向了認知的方向， 從‘物件意識’走上概念化的邏輯思辨之路;中國關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開發生命的內在價值， 由此中國發揮了注重義理性的悟覺思維。”[1]

　　從高清海先生的這段論述中，我們可知中國哲學比起西方哲學來說更加關注人的現實生活，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更為直接和緊密。它遵循的是一條從人的生活實踐中感悟人生真諦、實現人生價值的致思路經。秉承這一思路，我們來審視中國傳統學說，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道家的學說還是其他諸家的思想和言論，其主旨都是對“現實”“現世”的道德感悟，體現的是一種群體性的道德志趣和道德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妨將中國的傳統學說稱為“道德哲學”或“道德實踐哲學”。緣於此，中國的大多數哲學家都不以著書立說***邏輯思辨之路***為己任，而注重在生活中踐行自己的道德準則***注重義理性的悟覺思維***，以期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學說價值***。馮友蘭曾對此現象有過評論，認為中國的哲學家“不但不為知識而求知識……只願實行之以增進人之幸福，而不願空言討論之。”[2]這一特徵在儒、道兩家的學說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主導思想，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可謂是根深蒂固。很多學者都把儒家思想稱為儒學或儒道，其對後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但是，不管學者如何稱呼和定義它，在研究儒家學說時，人們更加註重的是從它的言論和思想中找尋待人處事的道理或者說是生活的智慧。因此，對於儒家學說，與其說它是一種理論形態，倒不如稱其為一種生活之道、生存活動更為確切，“他們在生活中實踐著儒學。我們在此作為某種理論假說的東西，恰恰就是他們的生存形式。”[3]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自始至終遵循著這一治學路徑，他把“述而不作”作為治學原則，推崇禮儀，不僅要求弟子、號召民眾“克己復禮”，而且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成為“禮”的踐履者。孔子終其一生，多是在“傳禮”“習禮”中奔波。而就《論語》等記錄孔子言行的儒家經典著作的內容來看，孔子“傳禮”的方式也多是依據具體的生活例項，並結合自身的感悟來教導和規範弟子們的言行舉止。由此可見，儒學在開創之始，就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較強的實踐特性。就其產生過程而言，它是對儒生生存生活的道德感悟和提煉。如果說先秦儒學強調禮治生活，注重生活的外在規範性，那麼宋明理學則倡導一種理性生活，強調生活之“理”的內在規定性。就這一點來說，宋明理學比先秦儒學更側重對生活倫理的邏輯層次、理論結構等方面的哲學表達，在思辨性上有所增強。但就其具體的理論架構、實踐指向和價值目標來看，宋明理學依然遵循從生活中悟理、明理、循理的致思路經，其所謂的“窮理明德”“存理去欲”都是對當時生活環境下人們應遵循的道德規範的理論概括與經驗總結，都離不開具體的人的生活實踐。

　　而作為中國傳統學說的另一主要流派的道家，其思想更是遵循著從現實生活找尋處事養生之道的致思路經。道家寫意般的生活方式是其思想與生活高度融合在一起。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存乎於天地間，無所不在又無所不包。它是世界的本源、萬物的根本，也是世間萬物執行的動力和法則。但在“道”的實行方式上，道家並非要把“道”強行置入人的頭腦，而是從現實生活中理解和領悟“道”的內涵，找尋“道”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老子就認為“為道”是為了“用道”，只有在現實生活中行“道”、用“道”，為“道”才有價值和意義。如《道德經》中所講的“道，衝而用之或不盈”***第4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衝，其用不窮”*** 第45章***等等，皆是“為道”之旨、“悟道”“用道”之法。而莊子則主張以理化情，其“為道”“用道”是一種更具理性的生活實踐。《莊子・至樂》中記載，莊子妻死，其友惠施前往弔喪，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施愣而不解，繼而責問。面對友人的責問，莊子不慌不忙，從容而對。他說，對於妻子的離世，心情也很悲痛，這是人之常情。但經過一番理性思考，“察其始種種”之後，莊子明白了人的生命只不過是一個過程，就像自然界的四季更替一樣平常，是故“鼓盆而歌”。這一番理性剖白表明了莊子理性的生活哲學。這是一種超越生死的哲學感悟，而更為難得的是莊子卻能把這種感悟嵌入自己的生活、生命之中。由是觀之，道家學說是一種理性和情感互動感應的生命活動，其“道”乃是生活之情、生活之理。一言貫之，道家之“道”即是為道、遵道之人的生活感悟。 　　二、中國傳統哲學的存在形式

　　從實踐形態上來看，哲學作為人的“愛智”活動，它存在於人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體現和表徵著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而作為古代先賢哲人們的人生感悟和道德體驗，中國傳統哲學所體現的也正是他們這類人的生活方式。

　　“儒家”中的“儒”，在中國古代社會是一類人的稱謂。中國最早的“儒”是專門從事喪葬巫祝活動的人，是為“術士”，或曰“儒士”。而據《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記載，“儒”是以道藝取得民眾的人。《說文解字》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孔子則專門對“儒”進行了區分，指出“儒”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兩類。在孔子看來，“小人儒”指的是那種專門為祭祀慶祝活動服務以及靠著“相禮”等技能道藝謀生的人，而“君子儒”則指的是以創制和講習禮儀為己任的人。由此可見，“儒家”“儒學”之“儒”，最先指的並不是一種知識、學問，而是某類人即“儒生”***或孔子所說的“君子儒”***及其生活方式的統稱。

　　孔子開創了“君子儒”的生活方式，即做官與講學。而這種優雅的生活方式也成了中國曆代讀書人的理想與追求。儒家的兩位先賢――孔子和孟子都曾率領徒眾周遊列國，講學習禮，“入世”謀官。為官不成，便歸隱田園，企望在寧靜祥和的鄉村生活中繼續“講學”以求心靈上的慰藉。孔子就曾對顏回安貧樂道、淡然處之的無憂生活發出由衷的讚歎。《論語・先進》中所錄《侍坐篇》更能體現孔子的這一生活旨趣。一天，講學間隙，“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便讓他們各自談談自己的理想。子路不假思索地說，如果讓他去治理一個“千乘之國”，三年之後，可以使這個國家的民眾個個都具備勇敢的精神，而且人人都懂禮義。如此遠大而又有氣魄的理想抱負，孔子卻“哂之”，予以否定。冉有稱能把握治理小國，認為如花上三年的時間，可以使這個國家的百姓過上富足的生活，但至於禮儀教化之事，自己卻無能為力，只能等待賢人君子來做。公西華更是謙虛地認為自己只能打理宗廟之事。對此二者的理想，孔子都未加評論。問及曾皙時，曾皙說他的志趣就是在晚春時節，穿上春服，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到郊外洗洗澡，吹吹風，暢玩之後能一起唱著歌回家。聽完曾子的描繪，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子路、冉有、公西華的理想，符合儒家“入世”“做官”的生活志趣，可為何得不到孔子的認可，而曾皙閒情逸致的生活情調卻能引起孔子的共鳴?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曾皙答問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的禮儀之舉符合孔子“禮性生活”“禮樂治國”的思想主張;二是因為曾皙所勾勒的逍遙自在的暮春遊樂圖契合孔子當時的心境，是故“喟嘆”贊同。而孟子早年也曾仿效孔子，以“士”的身份四處奔走，企圖說服各諸侯來施行自己的治國理念，但同孔子的遭遇相似，孟子也是屢屢受挫，不被重用。及至晚年，孟子便歸隱故里 ，聚徒講學，以彰其志。由此可見，“儒學”即是“儒”階級的生活之學，而儒家思想也就是儒士生活的真實寫照。

　　如前所述，道家之“道”就是道學之士的生活感悟，其中蘊含著生活之情、生活之理。所以，道家學說就是通道、為道之人生活方式最為直接的呈現。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學之士恪守“道”理，他們詮釋了與儒家有別的另一種生活方式。老子所云“清靜無為”“清心寡慾”是一種生活境界。他嚮往那種小國寡民、和諧太平的理想生活，教誨人們同時也是要求自己在生活中要做到剋制慾望，與世無爭。莊子超越生死的哲學觀更是決定了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種順應自然、超越功利的理性生活。他的兩種幸福觀就是其理性生活方式最為直接的表達：“一種是有待的幸福，即自然而然，隨順人性，就可以獲得幸福。……另一種是無待的幸福或絕對的逍遙，那是通過齊物我達到的，是一種‘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的，與宇宙合一的境界，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境界。”[4]

　　老莊的這種順乎自然的生活方式在魏晉玄學家們身上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不過與老子“清心寡慾”、莊子“以理化情”的生活方式相比起來，魏晉玄學家們更加註重“性情”的自然流露。為了躲避當時頻繁的戰亂以及昏暗政治的迫害，魏晉時期的風雅名士推崇老莊哲學，他們以“三玄”***即《周易》《老子》《莊子》***為研究物件，用道家思想來註疏儒學，企圖找尋一種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立言玄妙、行事雅遠”，在聚集“玄談”中尋求一種率真自由的生活方式，以使精神得以慰藉。而在魏晉玄學家中，竹林七賢的生活方式最為率性自然。他們為了排遣抑鬱和苦悶，隨心任性，或飲酒佯狂，或寄情山水，不懼世俗、不循常規。如劉伶的放情肆志，縱酒輕狂;阮籍的隨性任情，放浪不羈。可見，對於魏晉玄學家們來說，他們的哲學就是他們不拘禮法、本真率性的生活方式。

　　而就生活這一客體本身而言，它指的是現實的人在生存過程中各種活動和關係的總和，是一個總體性的概念範疇。但具體到各家的思想學說中，又會因其出身背景、人生經歷的不同而顯得各具特色。如儒、道兩家所言的生活在具體內涵上就不盡相同。儒家所期望的生活世界是一個以“仁”為核心的友愛世界。孔子“以行踐道”“講學習禮”，就是為了營造一個充滿“仁愛”的生活世界。同時，儒家的理想生活世界充滿著智性、富有情趣。孔子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是智，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則更充分體現了儒家生活世界的豐富性、趣味性。道家主張“出世”，但“出世”並不是要與現實的生活世界隔絕，不關心現實生活。他們“超功利”“超仁義”其實只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並沒有脫離實際行動和實際生活。從實質上看，道家的生活世界注重“情理交融”，它強調隨乎性情、順應自然，追求的是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統一。

　　三、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旨歸

　　從功能上看，作為現實的人的生命活動和生活方式，哲學是為人的生存和生活服務的，否則，哲學便毫無生命力可言。而就中國傳統哲學來說，無論它的具體內涵還是它的存在形式，都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一生活特質決定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獲取系統性的知識和理論，而“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 獲得高於道德價值的價值”。[5]因此，為了能夠達到淨化人們的心靈、提升人的生活和精神境界的目的，中國傳統哲學非常關注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修養以及修養方法等方面的問題。 　　儒家倡導修身要內外兼修、表裡如一。孔子認為考察一個人的品德要看他能否持之以恆地言行一致，強調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並鄙視言行不一的人，認為這類人“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孟子則把修身提升到最為根本的地位，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並提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個人修養要求。***《孟子・盡心上》***儒家經典《大學》在第一章中就論說了修身的重要性：“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宋明理學重義理，主張“明理”“格物”“格心”，其實質依然是在強調個人修身的重要性。在個人修養的途徑和方法上，儒家強調依靠個人的自覺，主動有序地進行，主張“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並要求人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要經常不斷地反省自身，這樣“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此外，孔子還把人生分為三個階段，即少年、壯年和老年，並針對人生不同階段的生理和心理特徵，提出了各階段修身應注意的問題，“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孟子則是主張“動心忍性”，通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等一系列的歷練，來“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上》***在人生修養的目標上，儒家強調通過“習禮”“去私”“窮理明德”，成為“君子儒”，從而做到“內聖外王”。

　　道家所言的修養則更為關注個人的自由與解放。道家認為人性在本質上是素樸的和自然的，所以人在日常生活中行事要固守本性，順應自然，不受外物外力的抑制和束縛，從而獲取人格上的自由和獨立。在修養方法上，道家講求遵循規律、尊重本性，返璞歸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25章***而要做到循法自然，獲取自由，則需“養心寡慾”。老子認為人的慾望愈多就愈想方設法去滿足，有時甚至會做出違背道德的事情，結果慾望反而無法滿足，與其絞盡腦汁地設法滿足，不如清心寡慾，寡慾就容易滿足。所以，老子提出了要少貪慾、常知足的生活之道。莊子認為名利只不過是身外之物，要求人們隨順人性、淡泊名利。他相信人只要遵從自然之道、順應自然，就能獲得至高無上的道德。在修養的目標上，老子講“無為”，並通過 “無為”達到“無不為”“有所為”的境界。莊子則主張通過“心齋”“坐忘”而進入一個去除人世間一切雜念、超越是非功利的“無待的逍遙境界”，也即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除了注重個人修養及修養之道外，中國傳統哲學還富含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以及如何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的思想和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顯出了它的社會責任意識和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儒學之所以被稱為“仁學”，其主要原因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為“仁”，“仁”意為“愛”，是待人處事的態度和方法。孔子認為作為“仁者”要有寬厚仁德之心，其愛要能做到無論遠近、不分親疏，要能泛愛眾人，即“仁者愛人”。孔子還提出了“仁”的重要原則，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不僅如此，孔子還規定了所愛之人的標準，也即愛那些遵禮守教之人，而鄙視和摒棄那些破壞禮制不守禮法的人。而且，孔子認為真正的“仁者”要能做到明辨是非、愛憎分明。孟子也認為社會要仁愛、和諧，需要推己及人的博愛之風，要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需求，諸如男婚女嫁、養老撫幼等。在社會治理上，儒家主張以“三綱五常”來教化人民各安其分、

　　各守其責，從而使整個社會在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良好秩序中實現穩定與和諧。與儒家的“仁愛”思想不同，道家更多的是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來闡釋為人處世與社會治理之法，它們關注的是對個人利益的尊重和維護，主張統治者不干預或少干預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要輕徭役薄賦稅。道家強調社會和諧與繁榮的根本和基礎在於個人利益的保全，認為如果每個人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就意味著沒有損害別人利益的事情發生，人們就會相安無事、生活無憂，而整個社會也會因此無“干戈”無“刀兵”，就會穩定而大治。

　　結語

　　哲學作為人對自身生命活動的一種自我意識和體察反思，是對人的生活實踐和生活方式的理論概括和經驗總結，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是以理性“觀生活”，是理論形態的“生活觀”。因此，哲學離不開人的現實生活，而哲學活動也必須以人的生活世界為基點，關注並解決現實的人的生存和生活問題，唯此，哲學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才能更好地實現其自身的功能和價值。同時，人的生活也離不開哲學。哲學不同於某種物質手段和技能，它雖然不能直接提供給人所需要的物質實體，但是，它卻能通過對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論審視，為人的生命活動和生活實踐提供正確的理論導向與價值選擇，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可以說，沒有經過哲學批判性的反思，人的生活便毫無目的和意義可言。可見，哲學與生活是相互滲透、密不可分的。哲學要實現它的生活維度，而生活也要敞開它的哲學維度，這就是二者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和基本規律。

　　作為中國古代先賢哲人們的生活感悟和道德實踐，中國傳統哲學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它以現實的人的生活世界作為自身的活動載體和最終歸宿。因此，從實質上來說，中國傳統哲學就是一種生活哲學、生命之學，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生活內容與生命活動過程的文字表達和理論呈現。與人的生產生活高度融合是中國傳統哲學理論生命長盛不衰的根源所在，而它的這一特質在當下中國社會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1]高清海.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特質及其價值[J].中國社會科學，2002，***1***.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7.

　　[3]何兆武，柳卸林.中國印象――外國名人論中國文化***上冊***[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287.

　　[4]李文閣.復興生活哲學：一種哲學觀的闡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132.

　　[5]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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