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真話集精選

　　《隨想錄》的許多篇幅，都探索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巴金的解剖刀不僅伸向社會，同時也毫不留情地加諸自身。下面是小編給大家精選的巴金散文真話集，供大家欣賞。

　　：小端端

　　我們家庭年紀最小的成員是我的小外孫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現在七歲半，念小學二年級。她生活在成人中間，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講話常帶“大人腔”。她說她是我們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話可能有道理。在

　　我們家連她算在內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學離家最早。下午放學回家，她馬上擺好小書桌做功課，常常做到吃晚飯的時候。有時為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她吃過晚飯還要溫課，而考試的成績也不一定很好。

　　我覺得孩子的功課負擔不應當這樣重，偶爾對孩子的父母談起我的看法，他們說可能是孩子貪玩不用心聽講，理解力差，做功課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錯了又重做。他們的話也許不錯，有時端端的媽媽陪孩子複習數學，總要因為孩子“頭腦遲鈍”不斷地大聲訓斥。我在隔壁房裡聽見叫聲，不能不替孩子擔心。

　　我知道自己沒有發言權，因為我對兒童教育毫無研究。但是我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總覺得灌輸和責罵並不是好辦法。為什麼不使用“啟發”和“誘導”，多給孩子一點思索的時間，鼓勵他們多用腦筋?我想起來了：我做孩子的時候，人們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責罵和灌輸;我學習的方法也就是“死記”和“硬背”誦。七十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要求於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記和硬背，用的方法也還是灌輸和責罵。只是課本的內容不同罷了，豈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學生功課負擔之重，成績要求之嚴格，卻超過從前。端端的父母經常警告孩子：考試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聽見也膽戰心驚。我上學時候最怕考試，走進考場萬分緊張，從“死記”和“硬背”得來的東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記得在高中考化學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試前我大開夜車死記硬背，終於得到一百分，否則我還畢不了業。後來雖然畢了業，可是我對化學這門課還是一無所知。我年輕時候記性很好，讀兩三遍就能背誦，但是半年以後便逐漸忘記。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強記是沒有用的。

　　幾十年來我常常想，考核學習成績的辦法總得有所改變吧。沒有人解答我這個問題。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給帶進考場考核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績。這是“革命群眾”在考“反動權威”，不用說我的成績不好，鬧了笑話。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愛人蕭珊也被“勒令”參加考試，明明是要看她出醜。她緊張起來，一個題目也答不出來，交了白卷。她氣得連中飯也不吃。我在樓梯口遇見她，她不說一句話，一張蒼白色的臉，眼睛裡露出怨恨和絕望的表情，我至今不會忘記。

　　我還隱約記得我的記憶力已經大大地衰退了亞·赫爾岑在西歐亡命的時期中夢見在大學考試，醒來感到輕鬆。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幾歲還給趕進考場，甚至到了八十高齡也還有人找我“命題作文”。那麼我對考試的畏懼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們談起端端，也談起學校考試和孩子們的功課負擔。對考試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一致認為，減輕孩子們精神上的負擔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朋友們在一起交流經驗，大家都替孩子們叫苦，有的說，學習上有了進步，身體卻搞壞了;有的說：孩子給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思想上毫無生氣;有的說：我們不需要培養出唯唯諾諾的聽話的子弟……意見很多，各人心裡有數。大家都願意看見孩子“活潑些”。大家都認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沒有人反對改革。可是始終不見改革。幾年過去了，還要等待什麼呢?從上到下，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把孩子們當做花朵，都把希望寄託在孩子們的身上，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必須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過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二

　　也還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學校考數學，交了卷，九點鐘和同學們走出學校。她不回家，卻到一個同學家裡去玩了兩個小時，到十一點才回來。她的姑婆給她開門，問她為什麼回家這樣遲。她答說在學校搞大掃除。她的姑婆已經到學校去過，知道了她離校的時間，因此她的謊話就給揭穿了。孩子受到責備哭了起來，承認了錯誤。她父親要她寫一篇“檢查”，她推不掉，就寫了出來。

　　孩子的“檢查”很短，但有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我深深體會到說謊是不好的事。”這是她自己寫出來的。又是“大人腔”!大家都笑起來。我也大笑過。端端當然不明白我們發笑的原因，她也不會理解“深深體會到”這幾個字的意義。但是我就能夠理解嗎?我笑過後卻感到一陣空虛，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十年浩劫中甚至在這之前我不知寫過、說過多少次“我深深體會到”。現在回想起來，我何嘗有一個時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體會”?我那許多篇檢查不是也和七歲半孩子的檢查一樣，只是為了應付過關嗎?固然我每次都過了關，才能夠活到現在，可是失去了的寶貴時間究竟有沒有給奪回了呢?

　　空話、大話終歸是空話、大話，即使普及到七八歲孩子的嘴上，也解決不了問題。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講空話、大話的苦頭，一定要讓孩子們重演我們的悲劇?

　　：《隨想錄》日譯本序

　　日本東京築摩書房要出版《隨想錄》的日文譯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譯者來信徵求意見，並要我為日譯本寫一短序。我感謝他們把我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讀者。我回信說，還有一位刈間先生也在翻譯這兩本小書，我也同意了。至於寫序的事，我說身體不好，寫字困難，不寫什麼了。

　　我講的是真實情況。但是回信寄出以後，傍晚在院子裡散步，我想起了這兩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別是那兩本引起了強烈反應的《隨想錄》，我的心也不平靜。我擔心日本的讀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覺得我應該向他們講幾句話，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說過我要寫五本《隨想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闖進”文壇，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結束文學生活之前，我應當記下我對藝術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個人的獨特的看法。通過了幾十年的創作實踐，經歷了多少次的大小失敗，我總算懂得一點創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權向讀者談談它們。

　　日本的讀者也知道我們經歷了十年的浩劫，但是這浩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可能也講不清楚。我以為不是身歷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靈魂、不願暴露自己丑態，就不能理解這所謂十年浩劫。兩年前我在東京同木下順二先生對談，我說我們吃夠了苦頭，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十年浩劫是和全人類有關的大事。我們的慘痛的經驗可以幫助人們瞭解“極左”的空話會把人引到什麼地方去。我又說，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我們沒有一個人逃掉，大家死裡逃生、受盡磨鍊，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寫下我們的經驗，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讓這種“浩劫”再一次發生。我對日本作家說我們歷盡艱辛，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國漢學家對我說：“你們遭逢了那樣的不幸，卻能夠堅持下來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說：“我出盡了醜，想起來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嚴肅地堅持說：“還是值得尊敬。”我聽說那個時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風暴”。

　　他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我要求的並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靜。只有把想說的話全說出來，只有把堆積在心上的汙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幾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講得明明白白，我才會得到心的平靜。

　　我經常思考那位漢學家的談話，我感覺到在十年的慘痛生活中我並不是一無所得，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它是什麼，連我自己也說不明白。但是它在發光，它在沸騰，它在成長。我也要挖出它來，才能結束我的《隨想錄》。

　　是的，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並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樣，我要努力寫，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會是白費的。

　　前些時候有人批評《隨想錄》“忽略了文學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書辯護，不過我要宣告：我也不是空手“闖進”文壇，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隨想錄》便可以給我的話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