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意識之培養到民族國家之建立

　　摘要：張君勱關於中國問題的思考首先是從對國人之民族意識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識的普遍缺乏視為國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進而認定其為近代以來民族建國運動屢遭挫折的總根源。為此他提出了培養“中華新民族性”的命題，並在此一命題下提出了自己的具體構想，旨在通過國人的民族意識之培養，實現近代民族國家之建立。張的有關思考及其構想具有文化民族主義的特點，其民族國家的總體取向體現了近代民族主義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於，在民族主義名義下提倡對現存國家的忠誠，民族主義易向國家主義滑落。

　　關鍵詞：天下觀念;民族意識;民族主義;民族國家

　　民族主義是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後的產物。作為一種與歐洲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相伴而生並聯系在一起的進步社會思潮，民族主義反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念。它強調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意識和集體歸屬感，強調個人對民族國家的自覺認同、高度忠誠與熱愛，因而對於增強民族凝聚力，維護民族共同利益，促進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世紀後期民族主義傳人中國，之後迅速瀰漫開來，許多有志之士在其影響之下對中國問題展開了認真思考，並提出了種種旨在復興中華民族的方案。張君勱是一位虔誠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貫穿著民族主義的終極關懷;而他關於提高國人民族意識與建立民族國家的思考與見解，更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這也使其具有了與眾不同的色彩。

　　一

　　張君勱關於中國問題的思考是從探討國人的民族意識人手的，這種探討使他注意到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那就是長期以來，中國人普遍缺乏那種用以維繫本民族共同體之精神生命的民族觀念或民族意識，以致身為中國人，卻“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這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張君勱民族主義關注的焦點之所在。

　　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缺乏民族觀念，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太清楚?在張看來這主要是由歷史上佔支配地位的“天下觀念”所造成的。“幾千年來的中國，所以支配人心者，只是一個天下觀念”，致使“養成民族意識之環境，缺然不備”。

　　按照張君勱的看法，古代中國最初並無所謂“天下”觀念，這一觀念的形成是春秋以後的事。春秋時代，諸國林立，引起了人們對於一個統一的“天下”的嚮往，於是“天下”觀念應時而生;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這一觀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國古代也有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之說，此說嚴內外族群之界限，重華夏“中國”與“夷狄”之區分，似與民族觀念接近，然其不過是“天下”觀念之又一界說。因為“春秋之所謂內外，其標準為文德非種族”。按照文德這一標準，華夏與夷狄之間的種族界限並不重要，二者的分野只在是否認同和接受“中國”即漢族文化上。接受和認同漢族文化即具有了“中國人”的資格，否則即使身在“中國”，也只能是“夷狄”。此即所謂“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退為夷狄則夷狄之。”由於我們的祖先只注重文化的而非血統的、民族的等等因素，任何一個異族只要誠心接受我族文化，我們便視其為自家人，這便嚴重妨礙了國人民族意識的發展，以致長期以來，“吾國人民腦袋中充滿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在“天下”思想支配下，歷史上的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個“天下”;歷來的中國所代表的是近乎一個文明的開化的“世界”，而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歷史地看，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對於維繫中國的國家統一併保持長久生命力也曾起過積極作用。如它“成就了以文化統一民族之運動;”促進了秦始皇的統一全國;在包括其在內的各種因素作用下，我國才有瞭如此遼闊的幅員、眾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歷史。但這並不能掩蓋其固有的弊端。由於“天下”觀念的支配，由於民族觀念的缺失，中國社會長期停留在古代狀態，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最直接也是最嚴重的後果便是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建國運動即張氏所謂“改建舊邦為近世國之運動”的失敗。他指出，民族國家以民族與民族的對立、國與國的對立為前提，這就需要重視血統、種族等等的因素。但天下觀念與此相反，“只把語言、正朔等[作]為唯一的標準，種族血統等如何概不計較”。這樣一來，人們不僅無法感受到建立民族國家的必要，甚至連“民族”、“國家”這樣的意識都難以具備。中國歷史上之所以常常發生“異族篡竊華夏主權”，“甚至有異族為我族主人之事”，都是因此而起;某些人“對於強悍之外族，只知服從不知抵抗”，如昔日“吳三桂洪承疇稱臣於清，今且有身為民國官吏，而不惜為滿洲偽國為日本效奔走之勞者”，也無不與此有關。甚而大敵當前，一些人不惜拜倒在侵略者腳下，如“日人既佔東三省，三省官吏自居於張邦昌，為之作倀，溥儀主政滿洲，同於漢後主之面縛輿櫬，為大臣者，皆昔之亡國大夫，賣主求榮之流耳。其尤令人感慨者，民國之士大夫，有自往滿洲投效者，有在平津間，為之遙旗吶喊者，為一己之安富尊榮記，雖賣國而不惜，雖為人奴隸而不惜”。如此奴顏婢膝，賣國求榮，還談什麼對外抵抗!如此缺乏民族觀念，“改建”運動焉有不敗之理!

　　近代民族國家除了需要國人具有民族意識外，還需要形成“以國民為基本或以民為主之大義”，亦即民主意識。沒有民主意識的民族國家，其近代性將大打折扣。在中國，民族觀念的缺乏已如上述，民主意識的缺乏也同樣明顯，而這也同樣來自“天下”觀念的作祟。張指出，中國人歷來強調文德標準，異族人只須認同和接受中國文化即可視為中國人，這表現了中國文化開放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由於在天下觀念支配下長期處於主導地位，未曾受到外部文化真正的挑戰，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種“惰力”，養成了一種“自大自驕的神氣”。這種驕氣尤其在一班士大夫身上表現得最為顯著。士大夫們以中國立國最古誇耀於世，自視其禮俗文化為天經地義，不願接納外來文化，稍有異議者便斥為“離經叛道”，於是就形成了所謂的“國拘”。“國拘”也曾出現於歐洲，但其為害之甚，“莫甚於百年來之吾國矣”。張寫道：“拘於君臣大義之說也，乃不知歐洲有所謂民治或議會之制。拘於秦漢以來愚黔首之策也，乃不知有國民教育之必要。拘於輕徭薄賦之說也，乃不知為民生利而厚取之術。拘於耕田鑿井也，則不復知精於製作之工與通萬國有無之商。拘於量入為出之說也，則駭然於歐人預算上量出以為人之制。蓋既有成見為之梗阻，他人之良法美意，在入國問俗者本可一覽瞭然者，而在吾國人則雖見猶不見，雖聞猶不聞，達於數十年之久焉。國人既然如此受拘於自己的觀念傳統，則不僅近代民主意識無法養成，近代民族國家也無從談起。

　　據張君勱講，他在“九一八”以後一直思考著“中華民族有沒有希望?是否還能生存?”的問題。張君勱的這一立足於民族主義的思考是獨特的和有價值的。同時張氏將近代民族國家與民族意識聯絡起來進行思考也具有積極意義。因為任何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的建立，都需要其成員具有明確的民族身份確認和民族認同，具有對所屬民族共同體的忠誠和奉獻，這就是民族意識。只有具備了民族意識，人們才能效忠於自己所屬的民族，效忠於身處其中的國家。這是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文化來源。還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世界體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要在這一世界體系中與其他民族國家發生關係。必須首先明確自己統一的民族身份，知道“我是誰”。一個不知道自己民族身份的國家根本無法以平等的資格和以近代國際通行的規則步入世界民族國家之林。據此，張氏指出中國近世建國運動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民族意識的缺失，有助於人們對近代中國歷史之經驗教訓的總結。

　　二

　　既然問題出在國民意識上，那麼問題的解決便須從此處下手。張說，“昔日以改革章製為言者，以為中國之病在枝葉，在手足。今日以民族生死為號召者，以為中國之病在根本，在心臟。蓋章制雲者僅為民族生活之一部，若其本體上不知力爭上流，不求有所建樹，雖按日提出一枝一葉之改革案，有何用處哉!”所以要想有所建樹，就必須拋開枝葉，抓住根本，即“以民族生死為號召”，全面更新國民意識，使國人對國事“大徹大悟”。這才是“吾族起死回生之良劑”，才是“挽救中國”的根本之策。

　　為此，張君勱提出了培養“中華新民族性”的命題，並在此一命題下提出了自己的具體設想，而其中心乃在民族意識之養成。為達成這一目標，張氏認為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自教養人手開發人民的“心力”。“心力”是張君勱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他之所謂“心力”，包含“情”***民族情愛***、“知”***民族智力***、“意”***民族意志***三個要素，其中“情”指民族成員對自己所屬民族的真誠熱愛;“知”指一個民族所具有的形成自身獨創性文化的意識及能力;“意”指一個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即英文中之Naional will***吾族之所欲***。張認為，由情、智、意三者構成的“心力”深藏於中華民族的每個成員之中，我們的任務就是想辦法將其開發出來。因此要開發他們的心力，培養他們的民族意識，必須提高對他們的教養。此所謂“教”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學校教育，而是社會教育，國民教育。“國家的強盛，惟有求之於國民自身。欲開發個人內蘊的力量，又惟有賴教育的力量以開發之。”張十分重視教育要面向社會。總之在張看來，培養民族意識之關鍵，“先則須從教養人手，俾三萬萬九千萬人民，鹹認識其為中華民族之人民”。“人民有教有養，民族情愛、民族智識乃能逐漸提高，其後乃由意志之統一，終則為行動之統一。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國家可以獨立矣。”

　　第二，以學術創作對民族之情、知、意進行灌溉和培植。張君勱認為，從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發生進而形成決定民族行為的民族意志，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過程，它構成了民族建國的“大前提”。但是這種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強致”，也非僅靠一般意義上的國民教育所能實現的。證之以外國曆史，英帝國發展之先，以莎士比亞、培根、密爾頓等為先導;法國之由大革命中脫穎而出，以笛卡爾、孟德斯鳩、盧梭等為前驅;德意志在統一之前，文藝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學上推崇菲希德、黑格爾，還有李斯德之經濟學，哥丁大學之自然科學，每每都說明了一個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須“有全國人所推崇之文藝與學說”為之“灌溉”，為之“培植”。同時，證之以近年來中國思想界的狀況，什麼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舊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種主張上下參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證明欲將其統一，“惟有以本時代之吾國人自創一種哲學上、社會上、政治上之學說以資解決”。因此，張君勱在倡導對大多數國民施行基本教養的同時，力勸知識者們努力於“文藝上、哲學上、科學上之創作”;他並親著《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一書，一方面作為其從事學術創作之具體實踐，同時就此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在他看來，民族建國和民族復興的基礎不能是分和爭，應該是合與和。“合與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他堅信“今後吾國哲學界誠有如康德輩之大創作，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界誠有如黑格爾、李斯德、洪蒲爾輩之大創作，文藝界誠有如但丁、歌德輩之大創作，有此種種，則全國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緒欣欣向榮，國論出於一致”。如此，民族建國之大業即“水到渠成”，民族復興即可實現。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時重視對外國經驗的借鑑。張君勱認為，世界上沒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總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點。一個民族所以區別於另外一個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同時民族性與民族的文化總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決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從這個意義上講，一種民族性，就存在於一個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民族情愛，而民族情愛不能沒有民族自信。那麼民族性是否可以說首先就表現於對本民族文化的一種信任或推崇呢?張君勱認為這種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說，歐洲國家儘管語言、風俗、宗教相同，但它們為了表現出自己的民族性特點，仍然總是在文學、哲學等方面力求其異，為此儘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豐功偉業;即使一些國家雖其祖先毫無成績可言，他們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優越性，也仍會想盡方法來表彰其祖先。因為道理很簡單，“一國國民曉得他自己文化之優點，曉得他的文化與自己有利益，他自然會相信自己，自然會推崇自己”;而相信和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會有利於民族意識的提高，有利於民族情愛的建立，因而也有利於新的民族性的養成。

　　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求重視民族文化，但這很容易走向一個極端，即“自驕自大”，將外來文化拒之門外。另外還有一個極端，即菲薄本民族文化，覺得自己“事事不如人”。這兩種現象尤其是前者在近代以來屢見不鮮，而這是不利於自信心的真正提高的。張君勱認為，要改變這些現象，必須克服機械的、單一的思維方式，採取“一方加強自信力，一方儘量容納外來文化”的方針。一方面，“我們民族要自己認清是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東亞文化是我們祖先一手造成的，其成績實有過人之處”。認識到目前國勢雖不振，但從過去推定將來，“相信我們民族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同時對於自己過去的文化，也要進行“自我批判”，“應以現代為標準，對於歷史上的事蹟和人物加以一番選擇工作“，通過選擇，對“合於此標準者”加以表彰。

　　綜上所述，張君勱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一套頗具特點的救國主張，這一主張的核心可以概括為：通過改造人們的思想觀念，養成一切以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意識即新的中華民族性，並以此為基礎建設近代民族國家，從而使中國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不難看出，這是一種文化救國論。文化救國論並非張君勱的首創，在此之前特別是五四時期就因一些進步文化人的大力提倡而頗為風行。而在張君勱所處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即進行現實救亡則是擺在人們面前的最緊要的任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五四新文化人，暫時放下思想啟蒙的課題而投身於政治救亡的現實運動，也就難以避免了。張君勱從五四時期走過來，他目睹了他的一些同齡人的歷史轉變，但他不願意改變自己，他仍然堅持把思想啟蒙擺在第一位。當然就張而言，他從一開始就與五四新文化人不盡相同。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人所進行的思想啟蒙重點是呼喚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是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而張君勱所高舉的是民族主義的旗幟，所呼喚的是以民族為本位的集體性民族意識的誕生。張君勱身上所體現的這些特點，一方面說明他對思想啟蒙重要性之認識的少有執著，同時也反映出他並不打算把自己封閉起來，而是儘可能地使自己的主張與現實需要求得一致。但是儘管如此，張所從事的仍然是一種遠離社會現實的文化救國工作，這種工作雖然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還是無法適應中國社會特定政治形勢的需要。而一種工作一旦遠離了社會需要，其影響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30年代，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入侵、民族危機空前加重的嚴峻時刻，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及愛國人士不約而同地逐漸將視線轉向了民族問題。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應對時局之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義主張，其中最具影響者當數國、共兩黨。就國民黨而言，出於對其執政黨地位的考慮以及不可推卸的責任，它明確打出了“攘外”的旗號，只是“攘外”須以“安內”為前提。是為官方的民族主義。共產黨是中國普羅大眾的傑出代表，為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它主動提出變黨派對立為黨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在共產黨的旗幟上，不僅寫著民族的獨立，還寫著人民的解放，這使它的民族主義同新民主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而與官方民族主義判然有別。除此而外，在為數不少的中間黨派當中，以張君勱為首的國家社會黨，算是在民族問題上發聲比較響亮的了。張的民族主義如前所述具有注重文化的特點，但在國共兩黨之間它卻無法因此保持自己的獨立品性，因為它克服不了“民族”、“國家”、“階級”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這樣一些攔在面前的理論障礙。在這些障礙面前，張的文化民族主義只好向官方的政治民族主義讓步。

　　先看張如何認識“階級”及其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本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階級鬥爭是推動階級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同時，不同的階級又往往屬於同一個民族，共同的民族屬性可以使其成員具有共同的民族情感，當民族出現危難之時，這種民族情感可以轉化成用以保衛民族利益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但是民族問題並不能完全取消階級問題，出於不同的世界觀和政治立場，不同的階級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常常出現重大差別。可見只要階級存在，階級與民族之間的矛盾也就會存在，階級問題不會因為民族問題突出而消失。然而張君勱卻無法理解二者之間的這樣一種辯證關係，他只願接受民族的觀點而不願接受階級的觀點。因此他反覆陳述民族觀念強於階級觀念的道理，強調“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是已往的歷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衝破了階級的界限”。同時他把“階級說”說成是一種“以恨為出發點”的“恨的哲學”，認為在這種哲學支配下，整個社會“決得不著和協與平安”。為此他要求人們“必須以全力排斥這個恨的哲學。

　　再看張如何看待“國家”及其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張氏將“民族”歸結於“國家”，又將“國家”的本質歸結為“善”，其目的無非是要將“階級”從“國家”中清除出去。因為階級所體現的據說不是“善”，而是“惡”;不是“愛”，而是“恨”;不是“總意”，而是“私利”。而在“民族國家”中，只有“民族觀念”、“民族意識”才是最高的“善”，才是最大的“愛”，才是真正的“總意”。基於此，張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主義。他堅決反對把階級、階級鬥爭引入“國家”範疇，完全將二者對立起來，於是很自然的對從事階級鬥爭、致力於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共產黨產生反感。他認為，共產黨主張“階級論”是“改建新國運動中之大不幸”，中國民族建國至今未獲成功，共產黨應負相當的責任。因為，“以中國社會構造之脆弱，農工未經教育未經訓練，驅之使戰，是徒為揭竿斬木之陳勝胡***吳***廣而已”，不可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的結果。當然站在“公器”的國家立場，張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曾表示過不滿，批評其但知一黨之私利而違背了“改建近世國之義”。他寫道：“所以教育人民，有數千年之文化的遺產，奚必以黨義為至寶;所以防止內亂者，有共通之刑法在，奚必另定反革命之條例;政府當局所為，誠有以饜人民之望，人民自不樂於批評與反對，何必以滿布法網為長策。善惡者國家法網之第一標準也，今更以黨不黨之原則亂之，而欲國民心目中有真正之國家觀念難也”。但是儘管如此，他並不願從根本上否定國民黨所代表的“國家”，並不主張對現有國家實行“再造”，而只主張“改建”，或者“改善”。並且，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他代表國社黨與蔣、汪互換函件，表示願率黨人“才囀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旨”，“對於國民政府——致擁護”。同時又致信毛澤東，勸共產黨將軍隊、邊區全部統一於國民政府，並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

　　一般說來，民族與國家是緊密相聯的;歷史的事實也表明，民族主義的最後落實往往表現在民族國家的建立上。但是，國家總是階級的國家，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國家，國家不是抽象的“公器”。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如果說有“民族國家”的話，那也應該就是人民的國家。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建立“民族國家”的前提就是將現存的由少數特權階級統治的國家徹底拋棄。張君勱把建立民族國家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現實指標，反映了民族主義的一般要求，這是必要的;然而他對現存國家卻採取了最大限度的容忍態度，要求人們無條件地去服從，以為只有如此才能實現民族主義的目標。這實際上是將民族主義的實現寄託在現存的國家身上，是在民族主義名義下提倡對現存國家的忠誠，是將民族主義等同於國家主義。這反映出張氏民族主義在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存在著矛盾，也表明其在政治上已向國家主義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