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什麼

　　精髓比喻事物的一種精華，那麼我國的傳統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只有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才能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貌。然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問題,學術界也存在諸多爭議,尤其是有些論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只取其一而不取其二,忽視了傳統文化是一與多的統一,這就難免陷入以偏概全、掛一漏萬的境地。這種情況之所以存在,究其原因,一是由於對何為“精髓”存在理解上的歧義,二是因為有些論者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則各自對傳統文化的精髓加以巨集論。究竟應該本著怎樣的學理態度對待傳統文化的精髓問題,傳統文化的精髓具有怎樣的內涵,傳統文化的精髓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具體內容,等等,這些都有待於我們進一步探究。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對傳統文化的精髓把握不準不全,勢必影響到現實生活實踐中對傳統文化的吸收、繼承、弘揚與發展。因此,本文撇開中國傳統文化涉及的流派之爭不談,僅對傳統文化精髓之理解及其內涵進行概述,以期拋磚引玉。

　　一、如何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

　　要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問題,首先需簡要區別幾個相關概念:一是何為“文化”,二是何為“傳統文化”,三是哪些內容可以稱之為“精髓”,即“精髓”本身應該是什麼。

　　首先,“文化”一詞在中文裡最初的含義是指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文”的本義是指各色交錯的紋理,“化”的本意是指變化、生成、造化。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文”與“化”字均有了更多的引申意義。最初,“文”與“化”一直是分開使用的,到西漢以後,“文”與“化”才被經常連在一起使用,隨後便逐漸凝固成一個詞。但此時並未出現現代意義上人們常用的“文化”一詞。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以文教化”。到了近代人們開始借用中國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詞,並賦予其新義,從而產生了我們今天通常所理解和使用的“文化”一詞。不過中國的“文化”一詞更側重於精神領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詞則相容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

　　“文”與“化”結合在一起構成“文化”一詞意味著人以其所創造的各種器具、制度、道德、知識、科學技藝、習俗、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和思想觀念等非自然的產物和手段來對整個世界進行合目的性的改造,從而使“人”區別於物,並使世界在一定的層次和意義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在此意義上,文化也就是指人類對自然和世界的改造及其結果,即世界的“人化”。對於“文化”概念,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於1871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作了較為系統的闡釋,他說“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的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1]泰勒強調了文化作為一個精神文化的綜合整體的基本含義,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從文化的廣義上理解,文化是指與人及活動有關的所有人類活動及其結果,文化在此獲得了文明一詞的所有內涵。這樣來理解文化,我們就可以把文化劃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大類。而本文所說的文化,主要是從文化的狹義方面來理解和應用,即主要從精神文化的價值層面來對中國傳統文化展開分析和論述。

　　其次,傳統文化不是已逝的過去,而是連線過去的現在和奔向未來的今天。從時間上來說,“傳統”一般與“現代”或“當代”相對應,就是說,“傳統文化”是與“現代文化”或“當代文化”相對應的。雖然就“傳統”與“現代”的劃分,人們也存在某些爭議,但至少可以肯定,以鴉片戰爭為界劃分“傳統”與“現代”還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並被廣泛採用。因此,我們在此也把“傳統文化”定位為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

　　其三,何為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精髓”被解釋為“比喻精華”,所謂“精華”則被解釋為“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分;書光華;光輝。”從“精髓”本身的內涵可以看出,傳統文化的精髓問題既是一個事實判斷,又是一個價值判斷,是二者的結合,但價值判斷歸根到底取決於傳統文化本身的內在價值及其生命力。因此,對於何為傳統文化精髓的問題,我們既要看傳統文化本身內容的內在張力,又要看其對現實生活與實踐的影響而產生的當代價值。雖然我們在生活實踐中有時不可避免地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則對待傳統文化,但在學理上以以偏概全、掛一漏萬的方式巨集論傳統文化的精髓則顯然不妥。

　　眾所周之,近現代以來,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一直是人們激烈爭論的焦點,也是當今社會文化沙龍中人們密切關注的熱點問題。圍繞同一個問題的討論,最終卻出現了文化虛無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兩種不同的選擇結果。其中,文化虛無主義主張“全盤西化”,其實質是一種在文化上以否定民族的文化傳統、主張西化為價值取向的思潮。文化復古主義則是一種文化自戀,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上“最偉大”、“最輝煌”的文化,甚至把人類未來的希望寄託在“儒學文化的復興上”。這兩種觀點在理論上都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究其根源,以上對待傳統文化的兩種極端態度都是因為沒有準確、全面地把握好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問題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二、傳統文化的精髓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以及其他諸多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學說或流派。特別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它不僅在歷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即使在今天仍發揮著作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大致可以從科學技藝層面和倫理價值層面兩方面來加以概述。從科學技藝層面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園林建築文化、工藝美術文化、戲劇舞蹈相聲等娛樂文化、武術健身養生等體育文化、天文曆法、發明創造及中醫理論等。從倫理價值層面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為君子文化、尚賢文化、謀略文化、恥感文化、禮儀文化、忠孝文化、愛國主義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等。本文僅從倫理價值層面對傳統文化之精髓進行簡要議述。君子文化融中國傳統文化之修身養性、為人處世哲學為一體,使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顯示出獨具特色的一面。對君子人格的崇尚與培養從古至今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主題之一。君子人格反映出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義利觀、道德觀。眾所周之,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做人先於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君子文化就是要教育人們做人要做君子而不要做小人。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以德育的形式代替宗教的傳統,對理想君子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正好體現了這一傳統。君子人格融溫良恭儉讓為一體,並具有慎獨的自警意識。君子貴和尚中、善解能容的處世哲學,君子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等都在理想的君子人格中得以體現。因此,孔子的許多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用語,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君子懷德,小人懷土”[2]等等,這些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思想言語無不顯示出君子人格的強大魅力,並引導一代代中國人把追求君子人格作為個人修身養性的標準和為人處世的方式之一。

　　尚賢文化曾經是中國傳統吏制建設所推崇的一大傳統,尚賢思想引導著一代代中國人對知識、能力與人才加以敬重。在中國歷史上,堯舜禪讓的故事開了尚賢文化的先河並一直為人們所傳頌。尚賢文化的核心是“賞賢使能”,就是尊崇和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如孔子的禮賢下士主張、荀子的賞賢使能思想等,尤其是先秦時期的墨子對尚賢思想做了比較系統的理論梳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傳統尚賢文化。墨子的尚賢思想是針對當時的世襲貴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貴族官員現象而提出的一種政治主張,其目的是讓普通民眾中的賢良之士有機會參與管理國家和治理社會。他認為,即使是一般農民和工匠,只要其具備一定的學識、才能和良好的品德,就應該得到舉薦和任用,並給以相應的權力和足夠的俸祿,讓他去為國為民效力。墨子認為,尚賢使能是“為政之本”、眾賢則是“為政之要”、舉賢是“為政之能”。一個國家賢良之士的眾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賢使能,是關係著國家的強弱或興衰、社會的穩定或混亂之根本。他說:“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3]在他看來,賢良之士是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學識能善辯的“智者”,是國家之“珍寶”,是社稷之“棟樑”。墨子心目中的賢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術淵博的德才兼備之人要做到賞賢使能,就必須打破原有的尊卑貴賤、親疏遠近的等級界限,對有賢德之人“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其實,就墨子的尚賢思想來看,儘管其帶有較為濃厚的理想色彩,但其主張對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人才選拔仍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

　　恥感文化是一種特別注重他人評價和反應的文化。古代中國的“恥感文化”特別強調外在的他律,即主要表現為他人對主體行為的反應和評價。如果一個人感覺自己的行為被他人或群體所肯定、欽佩、敬仰和遵從,他就會在內心油然產生榮譽之感;反之,如果一個人感覺自己的行為被他人或群體所否定、埋怨、貶斥和鄙視,他就會情不自禁產生羞恥之心。正如孟子所說的君子三大樂事,其一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4],這是恥感文化的典型表現。因此,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知恥”的重要性,並把“知恥”意識看作道德的基礎,猶如孟子所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4]而《管子·牧民》從國家治理的高度突出禮義廉恥的重要性,指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5]孟子則從個人品格修養的角度強調:“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4]他甚至認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4]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認為“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6]清末的龔自珍將個人的知恥與國家的興亡聯絡起來,提出了著名的“廉恥論”。他指出:“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7]可見,中國先賢不僅早就認識到恥感在指導和制約人的行為、引導社會風氣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並將其視為修身齊家、安邦治國的有效手段。

　　在歷史上,中國自古就以“禮儀之邦”著稱於世,並以其巨集大的理論體系,形成了完整的倫理道德、生活行為規範。這個完整的倫理道德、生活行為規範就構成了一種“文化”,即禮儀文化。禮儀要求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行為按規定的或約定俗成的程式、方式來進行。禮儀文化涵蓋人們社會活動中所涉及的交談、服飾、儀表舉止、社交、公共生活、餐飲、求職以及涉外活動中的行為規範和要求,這些規範和要求對於現代人的社交活動仍然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並且很多內容和形式至今仍然被有效地沿用。

　　忠孝文化最初源於儒家對於個人在家庭和國家的角色的理解。作為調節社會人倫關係的基本行為規範,“忠孝”意即忠君孝親,它源於儒家所倡導的“親親”思想,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論語·八佾》說“臣事君以忠”[3],要求臣子對國君無條件地效忠。《孝經》說:“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8]孝的最初含義是孝敬父母,是對兒女提出的在家庭中必須履行的義務,隨後推而廣之,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對社會也應承擔“盡孝”的責任。這樣,儒家就以個人和家庭為基礎,以忠孝為紐帶,把個人、家庭和社會聯絡起來,給每個社會成員規定了立身處事、居家做人的基本準則。儒家甚至倡導“孝為百善之首”。《孝經》上說:“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8],也就是說,無論是家庭、國家和社會都要講“孝道”。為此,黑格爾曾在其名著《歷史哲學》中提出:“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9]隨著文明的進步,忠孝文化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至今已被廣泛應用於對國家、人民、民族的忠誠,對父母長輩的孝敬。

　　可見,忠孝文化是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其中包含的許多道德智慧至今仍然具有現實的生命力,以忠、孝為基石的道德規範早已溶入並沉澱於中國社會的各領域,並對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發生了深層的影響,尤其是對於當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千百年來,中華兒女就以自己的無限忠誠履行著對祖國的責任和義務,並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報效祖國的偉大實踐中體現自己的愛國情操和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愛國主義精神始終激勵著人們前赴後繼,為民族的振興和社會的進步不懈奮鬥,是我們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強大精神力量,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都湧現出了不計其數的愛國仁人志士,他們為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為後人所頌揚和垂範。陸游的“位卑未敢忘憂國”、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魯迅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等愛國情操無不為一代代中華兒女所傳頌,無不被一代代華夏兒女所發揚光大。

　　充滿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主要是注重民生的人文主義,其民胞物與的社會理想,崇德重義、仁愛胸懷的道德情操等彰顯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道主義情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主要體現在傳統的民本思想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孔子創立的儒學的核心內容就是倡導“仁者愛人”。他說:“仁者,莫大於愛民。”[2]孔子的“仁者愛人”思想,提倡一種做人的原則,那就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孔子之“仁”是一種道德意識,即對人的“仁愛之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標準,“仁”反映的是人的本質屬性。孔子之後,孟子則明確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下。”[4]他主張的“仁政”是愛民、惠民、利民之政。仁政以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為內涵,要求對社會成員普遍施以人道。墨子把“兼相愛,交相利”作為自己重要的政治主張,用“兼愛”取代儒家的“仁愛”。墨子所謂的“兼愛”,是一種克服了儒家“愛有等差”之私愛成分又保留了其“愛人”成分之愛,是人與人之間不分地位等級不分親疏遠近和貧富貴賤的平等之愛。這種愛比孔子的“親親”之愛要求更高,但又不乏太多理想的成分,這種愛實際上體現的更多的是墨子的一種道德理想和對其理想社會的一種憧憬。墨子指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3]。可見,墨子的“兼愛”完全是一種“自發的”平等之愛。就“兼愛”的作用問題,墨子認為“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3]“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3]這種“兼愛”是無階級性之愛,體現了其原始而樸素的人道“博愛”精神。由此可見,中國的人道主義精神早已深深地積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並在後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至今對於中國社會仍然產生出重大而深遠的現實影響。

　　三、對待傳統文化的應然態度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擁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優良傳統,其核心內容為“尊祖宗、重人倫、崇道德、尚禮儀”。因此,中國傳統文化首先具備著育人的功能。正是因為這樣,《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要求:我國在有條件的小學開設傳統文化課;中學語文課增加詩詞的比重;繼續完善中華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動;充分發揮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等傳統民族節慶的作用。可見國家已經有意識地開始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承,使國人的視線又一次聚焦到“迴歸優秀傳統文化”這個主題上來。在社會實踐中,傳統文化被越來越多的企業、商業等行業應用於經營管理中。因此,如何正確地對待傳統文化已經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首先,我們在對待傳統文化方面必須奉行科學健康的“揚棄”態度。對積極健康向上的傳統文化必須大力加以倡導、繼承和發展,讓其在現實生活中繼續發揚光大,並以新的時代內容補充、完善其具體內容。對於那些腐朽落後消極的傳統文化,則毫不留情地加以拋棄。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待科學技藝層面的傳統文化,由於其日顯經濟價值,因此,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一種文化自覺,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在對待倫理價值層面上的傳統文化的態度,需要政府及社會各界做更多的實際工作,以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以德育人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彰顯傳統文化精髓的時代魅力。

　　其次,對待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必須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必須堅定不移地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以靜止的眼光看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另一種是以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前一種情況有兩種表現,一是文化復古主義,認為一切都是傳統的好,要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迴歸到“真正的傳統”,即人們的言行舉止都應當回到古裝戲裡去;二是認為傳統文化都是起源於農耕時代的封建文化,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因而是沒落的文化,這種觀點沒有看到文化本身也是一個不斷流變和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忽視了文化具有普適性的一面,即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其具有長期的生命力並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因此,持這種觀點的人最終還是倒向了文化虛無主義。

　　第三,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我們應當吸取傳統文化的合理核心。在傳統文化內涵基礎上,提倡一種符合社會主義道德要求的君子文化。在選人用人上吸取尚賢文化的思想精華,真正使那些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埋頭苦幹的人得到提撥和重用。這樣才能有益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個人和社會的健康發展。

　　最後,對於為政者來說,應當始終堅持做到“親君子,遠小人”。要做到這點,我們有必要加強恥感文化的建設,用社會主義的榮辱觀武裝人們的心靈。因為,君子文化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無疑有助於人們真正達到“和而不同”的和諧境界,但恥感文化的建設則是一種“精神法”的建設,它有助於推進人們行為的道德自律。

　　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現代人在傳統文化面前真的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但是,吸取什麼、提倡什麼、弘揚什麼、發展什麼,等等,直接決定中國現代文化的未來走向。在這方面,我們如何對待歷史,歷史就會如何對待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要從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去尋找,要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去體現、體驗和檢驗。進一步發掘並弘揚傳統文化的精髓,經世致用,必將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傳統文化的歷史沿革

　　中華傳統文化即是先秦時期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關於對人、對社會的認識，以及對社會行為規範的追求，----即"仁義禮智信"。儒家學者們強調"禮"，追求"禮"，即是要樹立一種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觀，用以調整和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禮樂制度、法律條文等。古"文"字是指紋理、花紋之意。後來發展為包括美好的言語、思想、行為、待人、處世等表之於外的都稱為"文"。文明一詞就是"文"的延續。"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

　　經過西周幽、厲時代的大混亂，這期間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這三百多年時間裡，周國以及所有的諸侯邦國的人民沒有得到很好的休養生息，也沒有真正地得到安居樂業，一直生活在戰亂中。《周禮·柞氏》:"若欲其化也。"《國語·晉語》:"勝敗若化。"《禮記·樂記》:"和故百物化焉。"《孟子·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荀子·正名》:"狀態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易·繫辭傳》:"知變化之道。"《說文》:"匕，變也。"徐灝曰:"匕化古今字。"用為變化，改變之意。

　　戰國時期兼併戰爭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遼東，滅齊，中國統一，這期間又是兩百多年，孔孟思想雖沒有滅跡，但也少有人傳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對這些思想的傳承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漢代劉向在《說苑》中說:"凡武之興，謂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此處"文化"一詞與"武功"相對，含教化之意。南齊王融在《曲水詩序》中說:"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其"文化"一詞也為文治教化之意。"文化"一詞在西方來源於拉丁文 cultura，原義是指農耕及對植物的培育。自15世紀以後，逐漸引申使用，把對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養也稱之為文化。文化一詞的中西兩個來源，殊途同歸，今人都用來指稱人類社會的精神現象，抑或泛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非物質產品的總和。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通常在廣義上使用文化概念。

　　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發現了儒、道、佛之學的破綻，於是專心儒學，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他在本土儒道與董仲舒陰陽五行理論的基礎上，融合外來的佛教，實現了最早的洋為中用，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然而在中國元明清三代，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把朱學扭曲鞏固起來，作為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政治文化專制的理論依據，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1919年的"五四運動"，乃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企盼與要求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實現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全盤性反傳統的興起與氾濫。直到七十年代的""，"破四舊、立四新"，仍然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在存在。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學、佛教、道教為封建糟粕，以為只有"科學"才能強國、才能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