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文化的文摘
《中國茶文化》包括千載話茶香——茶史;行止寄胸懷——茶道;塵寰有神品——茶葉;靈境交相悅——茶藝;品茗序尊倫——茶禮等。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您有用。
第一編中國茶文化形成發展的概況
第一章 兩晉南北朝士大夫飲茶之風與茶文化的出現
一、漢代文人與茶結緣
茶以文化面貌出現,是在兩晉南北朝。但若論其緣起還要追溯到漢代。
茶成為文化,是從它被當作飲料,發現了它對人腦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開始的。中國從何時開始飲茶眾說不一。有的說自春秋,有的說自秦朝,有的說自漢代。目前,大多數人認為,自漢代開始比較可考。根據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獻記載。這從漢人王褒所寫《僮約》可以得到證明。這則文獻記載了一個飲茶、買茶的故事。說西漢時蜀人王子淵去成都應試,在雙江鎮亡友之妻楊惠家中暫住。楊惠熱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為子淵酤酒。便了對此十分不滿,跑到亡故的主人墳上大哭,並說:“當初主人買我來,只讓我看家,並未要我為他人男子酤酒。”楊氏與王子淵對此十分惱火,便商議以一萬五千錢將便了賣給王子淵為奴,並寫下契約。契約中規定了便了每天應做的工作,其中有兩項是“武陽買茶”,“烹茶盡具”。就是說,每天不僅要到武陽市上去買茶葉,還要煮茶和洗刷器皿。這張《僮約》寫作的時間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漢中期之事。我國茶原生地在雲貴高原,後傳人蜀,四川逐漸成為產茶盛地。這裡既有適於茶葉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又富灌溉之利,漢代四川各種種植業本來就很發達,人工種茶從這裡開始很有可能。《僮約》證明,當時在成都一帶已有茶的買賣,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種植,市場便不會形成經營交易。漢代考古證明,此時不僅巴蜀之地有飲茶之風,兩湖之地的上層人物亦把飲茶當作時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開始喜好飲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淵就是一個應試的文人,寫《凡將篇》講茶藥理的司馬相如更是漢代的大文學家。在我國文學史上,楚辭、漢賦、唐詩都是光輝的時代。提起漢賦,首推司馬相如與揚雄,常並稱“揚馬”。恰巧,這兩位大漢賦家都是我國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揚雄作《方言》,一個從藥物,一個從文字語言角度:都談到茶。有人說,著作中談到茶,不一定飲茶。如果說漢代的北方人談茶而不懂茶、未見茶、未飲茶尚有可能,這兩位大文學家則不然。揚雄和司馬相如皆為蜀人,王子淵在成都附近買茶喝,司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況且,《凡將篇》講的是茶作藥用,其實,藥用、飲用亦無大界限。可以說會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藥理,而知茶之藥理者無不會飲茶。司馬相如是當時的大文人,常出入於宮廷。有材料表明漢代宮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說他在一位姓李的書生家裡發現一篇叫《趙後遺事》的小說,其中記載漢成帝妃趙飛燕的故事。說趙飛燕夢中見成帝,尊命獻茶,左右的人說:趙飛燕平生事帝不謹,這樣的人獻茶不能喝。飛燕夢中大哭,以致驚醒侍者。小說自然不能做信史,《趙後遺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們作小說也總要有些蹤影。當時產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獻帝王,這個故事亦可備考。司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會在宮中喝過茶?況且,他又是產茶勝地之人。相如還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進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對西南物產及風土、民情皆瞭解很多。揚雄同樣對茶的各種發音都清楚,足見不是人云亦云。所以,歷代談到我國最早的飲茶名家,均列漢之司馬、揚雄。晉代張載曾寫《登成都樓詩》雲:“借問揚子舍,想見長卿廬”,“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故陸羽寫《茶經》時亦說,歷代飲茶之家,“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其實,從歷史文獻和漢代考古看,西漢時,貴族飲茶已成時尚,東漢可能更普遍些。東漢名士葛玄曾在宜興“植茶之圃”,漢王亦曾“課僮藝茶”。所以,到三國之時,宮廷飲茶便更經常了。《三國志·吳書·韋曜傳》載:吳主孫皓昏庸,每與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會不會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韋曜自幼好學,能文,但不善酒,孫皓暗地賜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諸葛亮與茶有何關係史無明載,但吳國宮廷還飲茶,蜀為產茶之地,當更熟悉飲茶。所以,我國西南地區有許多諸葛亮與茶的傳說。滇南六大茶山及西雙版納南糯山有許多大茶樹,當地百姓相傳為孔明南征時所栽,被稱為“孔明樹。”據傣文記載,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會人工栽培茶樹,這與諸葛亮南征的時間也大體相當。可見,孔明也是個茶的知己。
飲茶為文人所好,這對茶來說真是在人間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馬相如、揚雄、韋曜、孔明之類,以文學家、學問家、政治家的氣質來看待茶,喝起來自然別是一種滋味。這就為茶走向文化領域打下了基礎。儘管此時茶文化尚未產生,但已露出了好苗頭。
一、兩晉南北朝的奢靡之風與“以茶養廉”
中國茶文化確實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它一開始出現就不同凡響。現在一提起茶文化,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山林消閒避世之舉,或者清末茶館裡鬥蛐蛐的八旗子弟、遺老遺少。其實,茶文化產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積極人世的思想開始的。兩晉南北朝時,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茶養廉”,以對抗奢侈之風,便是一個明顯的佐證。
我國兩漢崇尚節儉,西漢初,皇帝還乘牛車。東漢國家已富,但人際交往和道德標準,仍崇尚孝養、友愛、清廉、守正,士人皆以儉樸為美德。東漢人宋弘家無資產,所得租俸分贍九族,時以清行著稱。宣秉分田地於貧者,以俸祿收養親族,而自己無石米之儲。王良為官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吏鮑恢過其家,見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歸。儘管在封建社會中這樣的官吏是少數,王公貴族也很奢侈,但整個社會風氣仍以清儉為美。漢末與三國雖門閥日顯,但尚未盡失兩漢之風。故曹操雖有銅雀歌舞,仍要做出點節儉的姿態,“親耕籍田”,並臨逝遺言:以時服人殮,墓中不藏珍寶。
兩晉南北朝時尚大變。此時門閥制度業已形成,不僅帝王、貴族聚斂成風,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誇豪鬥富為美,多效膏粱厚味。晉初三公世胄之家,有所謂石、何、裴、衛、荀、王諸族,都是以奢侈著名。《晉書》卷三十三載,何曾性奢,“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天的飲費可達一萬錢。何曾之子何邵更勝乃父,一天的膳費達兩萬。任凱看著不服氣,一頓飯就花萬錢,還說:沒什麼可吃的,無法下筷子。石崇為鉅富,庖膳必窮水陸之珍,以錦為障,以蠟為薪,廁所都要站十幾個侍女,上一趟廁所就要換一套衣服。貴族子弟,閒得無可奈何,以賭博為事,一擲百萬為輸贏。玩夠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賈豎皆厭粱肉”。東晉南北朝繼承了這種風氣。南朝梁武帝號稱“節儉”,其弟蕭弘卻奢侈無度。有人告發蕭弘藏著武器,梁武帝怕他作亂,親自去檢查,看到庫內皆珍寶綺羅,還有三十間專門用來儲存錢幣,共有錢三億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提出“養廉”的問題。於是,出現了陸納、桓溫以茶代酒的故事。
《茶經》和《晉書》都曾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東晉時,陸納任吳興太守,將軍謝安常欲到陸府拜訪。陸納的侄子陸椒見叔叔無所準備,便自作主張準備了一桌十來個人的酒饌。謝安到來,陸納僅以幾盤果品和茶水招待。陸椒怕慢怠了貴客,忙命人把早已備下的酒饌搬上來。當侄子的本來想叔叔會誇他會辦事,誰知客人走後,陸納大怒,說:“你不能為我增添什麼光彩也就罷了,怎麼還這樣講奢侈,玷汙我一貫清操絕俗的素業!”於是當下把侄兒打了四十大板。陸納,字祖言,《晉書》有傳。其父陸玩即以蔑視權貴著稱,號稱“雅量巨集遠”,雖登公輔,而交友多布衣。陸納繼承乃父之風,他做吳興太守時不肯受俸祿,後拜左尚書,朝廷召還,家人問要裝幾船東西走,陸納讓家奴裝點路上吃的糧食即可。及船發,“止有被袱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可見,陸納反對侄子擺酒請客,用茶水招待謝安並非吝嗇,亦非清高簡慢,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節儉。這在當時崇尚奢侈的情況下很難得。
與陸納同時還有個桓溫也主張以茶代酒。桓溫既是個很有政治、軍事才幹的人,又是個很有野心的人物。他曾率兵伐蜀,滅成漢,因而威名大振,欲窺視朝廷。不過,在提倡節儉這一點上,也算有眼光。他常以簡樸示人,“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他問陸納能飲多少酒,陸納說只可飲二升。桓溫說:我也不過三升酒,十來塊肉罷了。桓溫的飲茶也是為表示節儉的。
南北朝時,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儉樸。南齊世祖武皇帝,是個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在位十年,朝廷無大的戰事,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齊武帝不喜遊宴,死前下遺詔,說他死後喪禮要儘量節儉,不要多麻煩百姓,靈位上千萬不要以三牲為祭品,只放些乾飯、果餅和茶飲便可以。並要“天下貴賤,鹹同此制”,想帶頭提倡簡樸的好風氣。這在帝王中也算難得。以茶為祭品大約正是從此時開始的。
我們看到,在陸納、恆溫、齊武帝那裡,飲茶已不是僅僅為提神、解渴,它開始產生社會功能,成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並表示一種精神、情操的手段。當此之時,飲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價值為人所用,而且已進入精神領域。茶的“文化功能”開始表現出來。此後,“以茶代酒”,“以茶養廉”,一直成為我國茶人的優良傳統。
中國茶文化的序言
《中國茶文化》一書寫作於20世紀80年代末,於1992年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此後,在三四年中連續印刷了五次。承蒙廣大讀者抬愛,給了我許多鼓勵。然而,越是得到鼓勵,越感到誠惶誠恐。這並非是故作謙詞,實在是發自心底的感覺。因為,我的本行本來是進行北京史的研究,那時我們正在編寫十卷本的大型學術專著《北京通史》,我除了自己分工的卷次外,還要協助主編做些組織和學術構架方面的事務。這樣,便要把歷史從頭到尾的學習、思考。於是便激發了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興趣。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其中一點便是“以物載道”,而並非像西方那樣,把物質與精神嚴格分開或對立。比如中國的茶文化、酒文化、園林文化等,皆是如此。於是,.便想選一種來探討,做一種嘗試。恰好單位的工作完成得早一些,便抽空“反串”,開始研究茶文化。說實在話,那時我還很少喝茶,既不懂茶葉的製作、品質,更不懂經營銷售,說我是“茶人”實在慚愧。但蒐集資料,進行考察,一年下來居然被這茶文化所震撼,腦海中總是揮之不去。於是決定寫一本小書,釐清它的脈絡,找到它的核心。就這樣,書寫出來了,但總感覺不滿意。假如讓我再寫一遍,我想,我會用更為通俗的語言和更加簡潔的結構,寫得更生動一些,更符合大眾的口味。用通俗語言表達深刻的內容其實是最難的。正因為這種功力不夠,加上當時的材料有限,所以留下了不少遺憾。此後總想修改,但事務纏身,無暇去做,只好與出版社商量,暫時先不再印刷了。這樣一來,便幾次發現在南方出現盜版,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此次九州出版社希望再版,本來是一次彌補缺憾的機會。但事隔十八年,當時是天命之年,如今已是古稀之人,況且時間又很緊迫,難以逐章修改。於是想了個懶辦法,將增補內容全部放於原書之後,原來的內容基本未動。這樣做雖然仍留下原書粗糙和疏漏的痕跡,但總算對讀者的厚望有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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