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體有哪幾種?
古代文體有哪幾種？
1．賦
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它講求文采、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其特點是“鋪採文，體物寫志”，側重於寫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現於諸子散文中，叫“短賦”；以屈原為代表的“騷體”是詩向賦的過渡，叫“騷賦”；漢代正式確立了賦的體例，稱為“辭賦”；魏晉以後，日益向駢文方向發展，叫做“駢賦”；唐代又由駢體轉入律體叫“律賦”；宋代以散文形式寫賦，稱為“文賦”。著名的賦有：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赤壁賦》等。
2．駢文
這種文體，起源於漢魏，形成於南北朝，盛行於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世稱“四六文”。駢文由於遷就句式，堆砌詞藻，往往影響內容表達，韓、柳提倡古文運動之後，駢文漸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吳均寫的《與朱元思書》。
3．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種議論文體。這種文體是對某種理論、主張、政治制度或社會習俗，從根本上考察、探討，理論性較強。如韓愈的《原毀》、黃宗羲的《原君》。
4．辯
“辯”即辯是非，別真偽，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批駁一個錯誤論點，或辨析某些事實。如韓愈的《諱辯》、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辯》。
5．說
古代議論說明一類文章的總稱。它與“論”無大異，所以後來統稱說理辨析之文為論說文。《文章辨體序說》：“說者，釋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們學過的這種體裁的文章有《師說》、《馬說》、《少年中國說》、《捕蛇者說》、《黃生借書說》。
6．論
論是一種論文文體，按《韻術》：“論者，議也”。《昭明文選》所載：“論有兩體，一曰史論，乃忠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其人之善惡。如《史記》後的太史公曰……。二政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謬誤”。如《六國論》、《過秦論》等。
7．奏議
古代臣屬進呈帝王的奏章的統稱。它包括奏、議、疏、表、對策等。《文章有體序說》：“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議，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陳情；四曰議，以執議。”
（1）疏。是分條陳述的意思。如賈誼的《論積貯疏》。
（2）表。是陳述某種意見或事情。如諸葛亮的《出師表》。
（3）對策。古代考試把問題寫到策上，令參加考試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對策，如蘇軾的《教戰守策》。
8．序、踐
序也作“敘”或稱“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說明書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編次體例和作者情況的文章。也可包括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和對有關問題的研究闡發。“序”一般寫在書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後面的，如《史記?太史公自序》），列於書後的稱為“跋”或“後序”。這類文章，按不同的內容分別屬於說明文或議論文，說明編寫目的、簡介編寫體例和內容的，屬於說明文。對作者作品進行評論或對問題進行闡發的屬於議論文。我們學過的“序言”有：《〈吶喊〉自序》、《〈農村調查〉序言》、《〈指南錄〉後序》、《伶官傳序》等。
9．贈序
文體名。古代送別各以詩文相贈，集而為之序的，稱為贈序。如韓愈《送石處士序》：“於是東都諸人士……遂名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雲。”其後凡是惜別贈言的文章，不附於詩帙也都叫贈序，內容多推重、讚許或勉勵之辭。我們學過明代文學家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
10．銘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來警戒自己或者稱述功德的文字叫“銘”。刻在牌上，放在書案右邊用以自警的銘文叫“座右銘”。如劉禹錫的《陋室銘》。刻在石碑上，敘述死者生平，加以頌揚追思的，叫“墓誌銘”。如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
11．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時所誦讀的文章。體裁有韻文和......
公文有哪幾種文體?
公文是行政公文的簡稱，依據2001年1月1日實施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的規定有13種，分別是：命令、決定、公告、通知、通告、通報、議案、報告、請示、批覆、意見、函、會議紀要。為便於記憶，可歸納為：命決公，通通通；案報請復，見函綜（會議紀要內容廣泛綜合，為押韻，故稱為“綜”）
文言文有哪幾種文體?
大的分：經史子集
細分就多了：詩（古詩、近體詩、律詩、絕句、詞、曲子詞、元曲、樂府、民歌、打油詩）、書、表、策、論、志、辭、賦、散文(古文、駢體文)、小說、傳奇、雜劇、摺子戲、小品文、對聯、燈謎、謎語、祭文、賀辭、檄文、榜文、告示......
回答者：移行換影 - 舉人 五級 3-9 15:37
參考資料：zhidao.baidu.com/...6.html
古代文學體裁有哪幾種？
古代詩歌，古典小說，古代戲劇，古代散文，史書體例。5種
詩歌的體裁有哪幾種？
從形式分① 古體詩② 近體詩③ 詞④ 曲
從題材分① 寫景抒情詩② 詠物言志詩③ 即事感懷詩④ 懷古詠史詩⑤邊塞征戰詩
從體裁分：古代詩歌和新詩。古代詩歌分為近體詩和古體詩。新詩包括自由詩，散文詩，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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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中都有哪幾種的社會思潮
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股思潮
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思想史上一次經由傳統向現代過度的思想文化運動,具有其在特殊歷史語境下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切入,構建出各自不同的話語權,並最終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五四”以後中國思想的演進及其政治價值取向,然而在這三股冒似迥異的思潮底下,暗藏的卻是一脈相承的傳統文化的活力因子.
新文化運動從其直接的歷史起因來看,乃是為了批判民國初期袁世凱在文化領域發動的一場“尊孔復古”運動.從其長遠的歷史淵源考量,則是繼承了中國近代始自林則徐、魏源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外力的擠壓下開始從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感立場出發,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和對中華文明的再思考.從文化學的角度看,這種認識和思考由於受到強大的外力作用而必然出現持續穩定的傳統價值取向系統,也決定了其在思想文化領域變革和轉型的艱難性.這使得保守主義在此種特定的歷史語境下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在殖民地現代化語境中,當本土文化價值主要受到西方現代性的外部壓力而不是傳統自我變革的內在挑戰時,這種價值變革的驅動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強勢的西方文化可以衝擊傳統文化的表層價值規範,卻難以觸動其深層價值原則.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覺地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中,這種本土文化的穩定性和歷史慣性仍然顯而易見.”[1]這種外力作用下的殖民地語境同時也催生了作為審慎漸進式的自由主義和作為狂飆短時式的激進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便在這三股思潮的相互交錯的論戰中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上短暫然而卻意義重大的思想啟蒙.
保守主義以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黃侃、劉師培主編的《國故》以及吳宓主編的《學衡》為主要陣地,在不同階段分別做出了他們具有相對保守傾向的闡述.
在關於東西方文化論戰的第一階段中（1915《新青年》創刊——1919五四運動）,杜亞泉以傖父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文章,與陳獨秀論戰.他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一文中指出：“蓋吾人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西洋文明濃郁如酒,吾國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國文明粗礪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則當以水及蔬療之也.”[2]強調中西文化之間只是性質而非程度的差異,由這種性質差異又導出所謂“以中濟西”論.他還認為,東西文化根本觀念之不同,是由於社會歷史、地理環境的不同,即一個是所謂“靜”的社會,一個是所謂“動”的社會.李大釗針對杜這種以東方“靜”的文明濟西方“動”的文明之“窮”的主張,反向地力主“以西方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他還力倡青年學生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對“從來靜止的觀念,惰性的態度實行根本的掃蕩”.陳獨秀則在這場論戰中打起了“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用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與封建文化相抗衡.1918年7月,他斷然主張“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3]從而開了“全盤西化”的先河.
第二階段（1919年五四以後）以章士釗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了所謂的“新舊調和論”.章士釗聲稱：“調和者,社會進化之精義也.社會無日不在進化之中,即社會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無日不在調和之中.”[4]他指出,宇宙之進化,只能是“移行”的,而不能是“超越”的,世間萬物都是新舊雜糅的.所以,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一面“開新”,一面“復舊”.“物質上開新之局,或急於復舊,而道德上覆舊之必要必甚於開新.”理由是“舊是新的根基,不有舊,絕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