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告別革命論?

如何評價“告別革命論”

自20世紀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的如此多的革命。從民國時期的“談革命而色變”，再到文革時期的“革命無罪”，時至今日我想中國的老百姓對於革命的情感應該是複雜的。“革命”最早是指天道的週期性變化，在戊戌變法前它都被當做是改朝換代的代名詞，可見在中國人的革命觀裡又多了幾分宿命的色彩。

1995年，香港出版了據李澤厚、劉再復兩人平時就近現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談話錄音而整理成的一本書——《告別革命》。曾在當時引起了中國史學界、哲學界的廣泛爭議和批判。我在網上就“告別革命”這一關鍵字，進行了搜索，發現大部分結果都是對這本書的批判（且這些批判文章的觀點，口徑，乃至引用的資料都相當一致。），而與此同時我卻不得不費一番周折才能看到原文。批判者的觀點是這本書是“宣稱要告別一切革命，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革命，還要告別二十一世紀的革命”，“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其指導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徐國利，2005年，《要不要告別革命——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原則和重大是非問題》）可以看出他們認為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首先是太過絕對化(“全面否定”)的。但是我卻認為像他們這種帶有明顯政治輿論導向的集體批判是否足夠客觀倒是很值得懷疑。李澤厚在《告別革命》中說道“革命也確實帶來許多好東西，比如發生過革命的地方，平等、集體、社會正義等觀念都比沒有革過命的地方強烈得多。這便是革命的好遺產，可以繼承和發揚。”可見這裡並不存在什麼太過絕對化的問題。他還曾表示“我們的‘告別’，並非否定以往屢次革命的理由和他所起的歷史作用。”（李澤厚，1997，《關於 <告別革命> 》）所以這種大規模的批判我認為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革命”在中國官方態度中的確是一個被神聖化，英雄化了的概念，誰膽敢公然質疑它，就要毫不留情地對其進行批判。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之初的50餘人的小組織發展到現今擁有8000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革命的歷史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就是一段光榮的歷史，不容非議的。但是從1949年建國也即是中國共產黨正式確立執政黨地位一直到現在，彷彿共產黨始終都沒有把自己的身份從一個革命黨調整為一個執政黨。從近些時候很火的“唱紅歌”活動，到全國各地電視臺不厭其煩地播出的抗戰劇，諜戰劇，再到今年的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主旋律獻禮“大片”，無一不是對擁有輝煌革命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歌功頌德，而不是對作為一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歷史和政績的展現。

所以我認為無論你是批判也好，贊同也好，首先還請抓住“告別革命論”的真正論點。李澤厚在《關於 <告別革命論> 》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我們否定‘革命神聖’的觀念，否定革命乃是‘歷史必然（歷史必由之路）’的觀念”。很明顯，中共以及相當一部分“積極響應並認真學習中央下達的指示精神的學者們”把革命捧得太高了，目的是要將其化作一種宣傳工具，想借此達到籠絡民心的地步。這使我不禁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所實施的那種“思想專政”，只不過這次是把毛個人換作了整個黨，而實際上共產黨在“思想專政”上做的工作一直沒停止過。可見這種現象是有其思想根源的，這種思想根源甚至可以挖掘至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上（中國人向來就有好大喜功的缺點）。但這種宣傳是否真的達到了它的目的了呢？也許在2,30年前，網絡還不是很發達的年代，它可能起到相當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從網上獲取，任何政黨都已不可能再佔領精神宣傳制高點，再用那些英雄史詩般的革命史（當然其真實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幾個“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是很難抓住老百姓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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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看待告別革命論

也許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如何看待近代史學界告別革命論的看法

大空想家”；它汙衊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是“牢獄文化”；它汙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獄”。它認為中國近代革命全部都搞糟了，作為革命產物的社會主義制度也糟透了。因此，告別社會主義是“告別革命論”的真正目的。 在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依舊要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要防止西方勢力的顛覆和破壞，因為這是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保證。然而“告別革命論”者卻鼓吹21世紀不能再革命了，這實際上是鼓動中國人民放鬆對西方勢力“和平演變”的警惕，是迎合西方反華勢力之舉。 總之，通過對“告別革命論”的理論根源、內容及目的的剖析，我們便可知道，“告別革命論”並不僅僅是所謂“學術討論”，而是在政治上對歷史的否定，對現實的歪曲。如果在“告別革命論”指導下編寫中國歷史，實際上是企圖用來向青少年一代貫輸資產階級思想的工具，是西方資本主義企圖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第一步。因此，今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必須堅決否定“告別革命論”思想，始終堅持“革命與現代化相統一”的指導思想。

告別革命論，什麼是革命，為什麼要發動革命

哲學上來講,是就是無不符合發展的潮流,對其造成阻礙,新事物發展,量變引起質變,替代舊事物.

社會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均,當社會財富向其少數人手中集中,社會絕大多數人難 革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革命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變為新質的飛躍.從狹義上講,革命主要是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以生活,此時就會有一小撮人趁勢而起,宣傳其思想,引起社會大部分人的認同,遭受剝削及其嚴重的人就會跟隨其後進行反抗,於是便有了革命

為什麼說“告別革命”論的觀點是錯誤的? 10分

社會矛盾是永遠存在的因此革命是永不止息的！

告別革命論的表現形式

所賴以支撐的兩大理論觀點──“激進主義產物說”與“革命只破不立說”均不符於歷史的事實真相。通過質疑和辯駁可以發現 ,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紀的一系列革命運動並非如“告別革命論”所主張的是“喪失理性”、“盲目魯莽”、“破壞一切” ,而具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偉大的歷史意義。

二十世紀初，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開始普遍感受或認同自己面臨的是這樣一種“變局”。從未曾見的外來商品（“洋貨”）大量湧入，嚴重的軍事挫敗、割地賠款……“亡國滅種”的恐懼首先給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兩千年未有的現實變局引動了更為劇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變局。在如何救亡圖存，“中國走向何方”等等尖銳激切的思想變局中隱含著的核心，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想、各種各樣對中國傳統的思想闡釋和出路選擇，紛至沓來。保守與進化、革命與改良、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宋明理學與“科學的人生觀”、“新啟蒙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中國的命運》與《新民丄主主義論》……種種對立、鬥爭、論戰，其意義超出了學術和思想領域，直接作用於社會現實，成為現代中國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較試說初稿》一文中我曾認為，“由於中國更追求建構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導行動，從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說，譚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學，嚴復的天演進化，到孫中山的三民丄主義、毛丄澤東的馬列中國化等等，都是企圖以系統的理論構建來更新人們的觀念，召喚國人的感情，所謂„一種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為力量‟（孫中山）。這種新思想和新信仰當然形成對傳統觀念和體制的極大挑戰，從而在各種大小問題上都陷入新舊意識形態的嚴重糾紛、劇烈衝突和長期論戰之中，以致使魯迅慨嘆連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鴻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禮關於服裝西化的討論，便表現出，在中國，即使是變衣服裝飾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變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這與近一百年後留長髮、穿牛仔服還被振振有辭地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如出一轍）。在日本，就沒有這類問題，只要實用方便，神道並無系統的觀念來統轄管制。中國文化則由於一整套理性系統的阻礙，使現代化進程更加舉步艱難，於是在經歷了各種失敗之後，終於爆發出世界史上罕見的徹底反傳統的„五四‟啟蒙運動，以求為現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

由於傳統“思想”以禮制等形式幾乎無處不在地管轄著人們（思想與意識形態的複雜關係，暫不討論），現代“思想”便以孫中山講的“思想—信仰—行動”的模式，作為批判的武器進行挑戰，引領中國歷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幾部哲學史或思想史（胡適、馮友蘭、侯外廬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便超過了其他任何文學史、文化史以及經濟史、政治史等等。而這又恰好與中國重“經學”（“經”為四部之首，五經四書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傳統相銜接。

本來，理性止處，信仰滋生。與情感、行為緊相聯繫的“信仰”，本來遠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規範、限定，而經常與非理性相關。但在中國，卻主要是由“思想發出信仰”，即“建構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導行動”，它是中國傳統“實用理性”的特色。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遠離實際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輕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強調“道在倫常日用之中”，“以實事程實功”，關注實際效用，重視世間關係，不依憑超驗或先驗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