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社會福利

General 更新 2024年12月01日

  社會福利是現代社會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人們根據他們各自的立場和目的給予這個概念以不同的解釋。根據日本學者一番ク瀨康子的解釋,社會福利“是泛指解決有關‘福利’問題的各種社會方法和政策”。下面帶大家去看下。

  從明初的社會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苦逼的。但事實上,無論明初還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在中國曆代封建社會中,明朝是一個社會福利比較高的時代。

  這個功勞,首先當感謝朱元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視民間疾苦,從小吃夠了苦的他,也出臺了各種政策,讓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別是“養濟院”、“漏澤園”、“惠民藥局”,所謂“養濟院”,就是負責收留城市中的寡孤的福利院,漏澤園,就是國家公墓,免費埋葬過世死者,惠民藥局,就是國家免費醫院,可以免費看病和免費領取藥品。

  朱元璋甚至還規定,如果城市裡發現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或者是發現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無人照料的殘疾人,那麼地方官就要被追責,輕則撤職查辦,重則下獄問罪。甚至朱元璋還曾經試驗過“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試點,於郊外修築公房,並安排無家可歸者居住,儘管這項政策,限於封建時代的經濟條件,未能全國推廣,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國家免費福利公房。

  除了這些福利機構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養濟院”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會給予大米三鬥,庫布一匹。以至於許多生活並不貧困的騙子,也假裝窮人被收留進來,且賴在裡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災害等情況,對於因此而無家可歸者,明朝更免費給予稻種更牛,並賜十五畝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明朝更出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養老制度??優老之禮,即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就要賜予爵位,每月給予生活補貼。毫不誇張的說,大明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國家。

  這種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個世紀的凝聚力。即使在許多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時代裡,明朝的老百姓對待國家,依然體現出了不離不棄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後的北京保衛戰,不但明軍三軍用命浴血拼殺,甚至戰前,京城的百姓還自發捐錢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戰鬥打響後,北京周邊百姓還有人跳上城頭,自發參加戰鬥,用石塊做武器投擲瓦剌騎兵。

  明朝中後期雖然軍備廢弛,但史不絕書的,卻是明朝北方邊境上,經常邊鎮百姓與駐軍合力,死守孤城並擊退強敵的佳話。尤其是在嘉靖年間的右玉保衛戰中,當時韃靼大軍圍困,小小右玉,只有幾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卻答,我們世代受國恩,如果今日開城,就要留下萬世的罵名。結果八個月的右玉保衛戰,令橫掃草原的韃靼阿勒坦可汗碰的頭破血流。

  鼎盛時期的大明,儘管存在著諸如腐敗等問題,卻是一個具有繁榮經濟和高度凝聚力的強大國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滅亡的下場,武備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卻是腐敗的明朝,已經失去了民心,最終慘遭拋棄。而如果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混農村還是混城市,效果也都是不一樣的。

  明朝早期施行“重農”政策,具體到農民身上,一是賦稅比較輕,除了江南地區重稅外,其他地區稅都不高。農民家裡的土地,多少畝種麥子多少畝種果樹多少畝種桑麻,都要聽國家指揮,私自亂種更要治罪。這種明朝特色的“計劃經濟”,在明朝早期發揮了巨大效用,國家經濟迅速恢復,糧食儲備直線增加,按照《明史》的說法,在朱元璋在位的晚期,國家各倉庫裡的糧食,就多得吃不完,有些甚至因為常年存放,早已經腐爛變質了。

  而在明初做農民,雖然被管的多,但只要勤勞工作併發家致富,卻也有機會當官。明朝管靠財產較為豐厚的農民叫做“富民”,啟用富民為官,也是明朝從朱元璋開國之後,一度奉行不輟的傳統,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拉近政府與百姓的距離,體現朝廷親民重農之意,二也有助於調和官府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由富民們去執行國家的政策,與百姓之間的衝突會少得多。

  更易取得百姓的信任。明朝早期,農民出身並官至高層的例子不少,比如湖廣富民嚴震直,一路提拔成了戶部尚書,掌管整個大明王朝的財政。蘇州富民沈階,也曾官至戶部員外郎,另外在明朝早期,各府縣的基層官員甚至小吏,也都有“富民”充任,種地種的好,在明朝早期,當官甚至當大官都不是夢。

  “富民為官”現象後來之所以消失,原因有很多,一是本身被選為富民的,多是憨厚老實的農民或者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雖然也不乏嚴震直這樣的能臣,但絕大多數人行政能力卻是有限的,幹工作更乾的很辛苦,隨著明朝教育的發展,科舉制度逐漸成為官場選拔的正途。富民出身的官員,也就日益絕跡。

  明朝農民生活的變遷,最大的特點,就是從明朝開國到滅亡,農村土地兼併和貧富分化的日益加劇。這個變化並不止明朝有,相反卻是每個封建社會的老劇本,但放在明朝身上,也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貧富分化問題,這其實是經濟發展規律,任何一個行業,都會有優勝劣汰,但明朝的問題是,國家以農業稅為主要稅收方式,而土地兼併的發展,卻讓農業稅日益萎縮,因此農民負擔日重。

  這其中尤其以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最為明顯,江南地區是明朝農業稅稅率最重的地區,但是明朝又有規定,士紳大戶有免稅特權,所以一些自耕農們,就把土地寄託在大戶名下,以此逃稅,這樣的情況,大戶得利,小民也減稅,然而國家的稅收卻因此受損。明朝中後期稅收日少的局面,正是因此而造成。明朝的一大問題,就是稅收比例嚴重失調,主要承擔賦稅,依然以自耕農為主,可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博興,工商業其實成了國民經濟中的大頭,然而放在稅收裡,工商業的比重卻依然低,結果就是該繳稅的,卻交的少,沒錢繳稅的,就交的多,交不起的就起來造反,最後把明朝給反沒了。而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別是中後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裡,那麼你的生活,就很可能是豐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榮,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於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加劇,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榮,人口數量激增,行業魚目混雜,三教九流雲集,在這樣的城市裡,一個人奮鬥的途徑,也變得日益多樣,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文士,考科舉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麼做個教書先生,要麼回家種地,很可能清貧一生,放在明朝卻又許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給官員做師爺,給商人做參謀,甚至還可以去戲班子寫戲。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滿的達官顯貴,衣著華貴的商人,街邊青樓視窗,花枝招展的妓女,甚至連婦女都有許多新職業,比如出入於官宦小姐家的女幫閒等。許多當時造訪中國的歐洲傳教士認定,明朝城市的繁榮程度,遠在同時代歐洲城市之上。每一個明朝城市在外人眼裡,都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做老百姓,奮鬥的內容,也是可選擇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個城市後,首先要找當地的“會館”,也就是由你的老鄉開的招待所,在會館登記註冊後,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後會館負責給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後就可以合法在當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滿一個月就自己辭職,後果就是嚴重的:名聲算臭了,在當地無法再混了。而且明朝一個城市的工作,在當時也是五花八門,除了可以做工人,做傭人外,甚至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裡也有行業??青手。這個職業有兩個業務,一個是打人,比如收人錢財後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捱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門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錢僱青手替自己捱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費十兩,幹這個行業,就算沒膽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捱打,也絕對有機會發財。

  而明朝中後期這種社會變法,最為苦逼的群體裡,也包括知識階層,我們今天稱呼秀才,都叫窮秀才,其實這個稱呼,就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明朝初期的秀才並不窮。按照國家規定,秀才都有國家的財政補貼,這個到了明末也照樣有,但數目三百年來基本沒變,物價卻也翻了不知多少倍,這些錢放在明初,足夠給秀才養家餬口,放到明末,卻連喝西北風都不夠。

  這種情況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謀生路,個別沒骨氣的,就要窮人接濟,成語“打秋風”就是這麼來的。而有骨氣的秀才,好多也都轉行,最多的都是轉行做生意,明朝中後期,出身讀書人的商賈越來越多,好多還成為了一時的富賈,形成對比的是,許多商人有了錢之後,第一件事是花錢買一個生員名額,以圖有個身份。

  而在那個時代裡,生活壓力最小,既有錢又有閒的階層,當屬士大夫階層。明朝中後期士大夫階層的特點,一是極端富裕化,二是極端享樂化,明朝貧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識階層,就是有科舉身份和官員身份的士大夫們,生活大多高度富裕,特別隨著明朝腐敗的加劇,他們就變得更加的富裕,富裕了以後的他們,生活態度也和前人不同,按照沈德孚《萬曆野獲編》裡的說法,明末的士大夫們,人生的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上,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無所不用其極。又比如穿,極盡奢靡,再比如業餘愛好,有喜歡流連青樓的,也有喜歡混跡戲班的,而且這兩樣在明朝開國時期絕對不允許的丟人事,放在明末卻是風雅事,明朝士大夫們,常有人專門喜歡為戲班子寫戲,更有人喜歡親自登臺演戲。混跡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員進妓院,鐵定是要丟官的。而在明末,官員進妓院,不但是一件風雅事,甚至還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個知名妓女的青睞,甚至抱得美人歸,那在官場上的知名度,鐵定刷刷的漲。

  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錢謙益,雖然在當時被罵的要死,結婚的時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雞蛋,但名聲算是出來了,後來他一躍成為東林黨干將,和這個不無關係。明朝這些社會觀念的改變,不但是一個朝代理念的改變,甚至也是一種社會制度演進過程的改變,從總的趨勢看,明朝的這種演變,主要就是從單純的封建禮教,演變為對個性自由解放的強烈追求,這個過程裡所出現的一切現象,如果我們對比同時期的西方國家,我們會發現兩者充滿著各種相似之處。

  然而不同在於,明朝在這個演進過程中,其改變只在於生活層面與經濟層面,國家基礎的社會制度,卻並沒有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結果就是日益發展變化的明王朝,與舊有的官僚體制越來越不相容,具體到國家大事上,就是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對立嚴重,而明朝民間聲音,與官方聲音也對立嚴重,在經歷了張居正十年改革的努力後,萬曆皇帝的清算,卻讓這種不相容徹底的失控,所謂萬曆三十年不上朝,以及東林黨與閹黨的相互傾軋,歸根結底都是這種不相容的表象,實際的原因卻是,在不相容中反覆掙扎的明朝,最終沒有贏得一個新的出路,整個國家,隨著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稅收的不公正,舊體制的日益滯後,最終如一個公司破產一樣,走上了滅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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