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與經濟增長影響分析論文

　　受人口結構的影響，包括蔡?等學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將跌至低谷，人口紅利從那時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經濟資料，我們以“人口撫養比”作為顯示性人口紅利指標，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資產作為資本積累的代理指標。通過不同年份的資料對比可以看到撫養比下降的減速趨勢和資本積累的加速趨勢，從而人口紅利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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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與經濟增長影響分析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對於某個特定的經濟體而言，一個合宜的制度環境是促進其經濟增長的重要保證。由於制度是內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響制度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物質資本與勞動力數量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一個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與改善不僅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也是保證經濟增長具有持續性的重要條件。因而，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主要因素中，都與人口有密切關聯。
 

　　一、當下的中國經濟社會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佈，中國廣義貨幣量***M2***首次突破百萬億元大關。作為衡量流通中的現金加上企業與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銀行存款之和的一個經濟指標，從2000年的不到13萬億到如今的百萬億大關，不得不說在最近的十餘年間，中國，的確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斷提高、城市化程序的穩步推進以及各地不斷湧現的中小型企業，不經意間，“中國模式”――這個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提法，不斷出現在國內外主要經濟報刊上。

　　從以前不論購買什麼商品都需要憑票購買，“熊貓”、“櫻花”牌產品能佔據整個中國市場，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塊看一臺10英寸的黑白彩電到如今的商場內琳琅滿目的商品以及不斷湧現的全民購物狂潮。單從西方經濟學中國民收入的消費就能窺探出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幾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很多人在探尋，究竟是什麼致使中國能取得如此大的經濟成就，按照張五常教授的說法，至少中國搞對了什麼，才有這麼快的增長。於是，“中國模式論”、“地方競爭論”等等論調不絕於耳。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延續了幾十年的的高速增長。近些年來，雖然經濟上行壓力不斷加大，但國內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斷上漲，社會保障體系也在完善當中，國家也在不斷通過巨集觀“微刺激”使中國經濟始終保持良性態勢，同時國內投資熱度不減也帶動經濟保持高增長。但從當年大家都憧憬著去沿海一帶淘金到如今的“逃離北上廣”現象的出現，其間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經濟環境和政策環境等，本文從人口角度對近年來經濟增長作出分析。
 

　　二、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

　　在馬爾薩斯的人口經濟理論中，他提出了人口與經濟的關係可歸結為人口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間，前者作為內生變數在發揮作用。演化到後來的內生增長模型，通過放寬新古典理論的假設，把技術進步和人口因素視為內生變數，通過構建生產函式來論證經濟增長的源泉。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的關注，眾多學者指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經濟社會會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老少被撫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低的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期”。所謂的“人口紅利”作為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力，在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保駕護航的同時，通過巨大的消費力也使中國經濟擺脫了一次次經濟泡沫的威脅。

　　受人口結構的影響，包括蔡?等學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將跌至低谷，人口紅利從那時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經濟資料，我們以“人口撫養比”作為顯示性人口紅利指標，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資產作為資本積累的代理指標。通過不同年份的資料對比可以看到撫養比下降的減速趨勢和資本積累的加速趨勢，從而人口紅利的式微。儘管這種觀察結果並不具備絕對的可信度，但是，我們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經濟很可能已經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國經濟並未出現較大波動，並非人口紅利還將持續多年，而是因為人口紅利的實質在於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可以防止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因而最近時間我們還可以依靠資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經濟增長。
 

　　三、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

　　國外媒體近期進行了一項有關“世界發展最快的城市”的調查，孟加拉國首都達卡被一致認為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大城市”。這項調查同時評選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東京憑藉3 670萬的驚人人口數量位居第一，中國上海排名第七。在這份調查資料中，僅有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位於傳統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於東南亞和南美地區。在為城市化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人口的過度集中也帶來了眾多弊病，城市公共資源的使用接近極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極為突出。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施行了三十多年，隨著大量勞動者湧入城市，包括北上廣在內的眾多城市現今已經成為國際公認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動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費市場不斷擴大，眾多商業中心的出現便是最好的例證。同時，建築業、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得以蓬勃發展。憑藉多年的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資源礦產，中國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工廠”。

　　但有限的城市資源和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之間構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業壓力增大，以至於大量遷移人口並未得到遷移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而由於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處於城市較低水平，城市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拉大，由此加重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因而，我們應該看到，人口的大量遷移，在對中國逐步實現城市化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工業產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國家行列。但隨著持續的人口遷移效應，城市可容納性使得人口遷移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在逐步遞減。而城市弊病則有愈演愈烈之勢，包括北京在內的眾多城市的高房價使得城市的輻射能力逐步降低，對於城市今後的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考驗。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經濟增長模式下，我們應該開始考慮合理引導國內的人口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