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要抓住機遇敢於“走出去”，這是一個戰略抉擇問題。目前，民營企業“走出去”對外發展的外部內部條件已進一步成熟。
首先，國際產業重組加速帶來新的機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世界各國加快了產業重組和創新的步伐，國際分工協作更加廣泛而深入地發展，開拓國際市場、開展跨國經營已經成為各國企業謀求更大發展的必由之路。2008年以來，我國部分企業抓住機遇在部分國家開展跨國併購，有效加快了其國內產品升級換代的步伐。
其次，後危機時代國際資本市值重估有利於跨國併購。當前國際經濟危機後續影響尚未消除，全球經濟復甦進展緩慢、主權債務危機等各種經濟危機此起彼伏，各國都更加重視吸收外國投資，中國資本討價還價的能力顯著增強。同時，世界重點產業板塊的價值重估也給我們帶來了投資機遇，比如，在過去的一年中，按中間價計算，歐元對人民幣價格累計貶值17.57%。同時，一些歐洲公司的市值大幅下挫，意大利股市下跌72.27%，西班牙股市下跌61.45%。全球資本市場的此起彼伏和價值調整，大幅降低了中國民營企業收購兼併的成本，給我國企業“走出去”帶來巨大機遇。
第三，國內產業升級對企業國際化經營形成新要求。入世以來，我國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但融入方式發生轉變，在承接更高層次國際產業轉移的同時，將促使國內成熟產業向外轉移，尤其是高度依賴外需的具有同質結構的大量中小企業面臨重新佈局的壓力，“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和海外投資成為中小企業順應潮流、迎接挑戰的必然結果。
另外，企業內生動力推動跨國經營。經過33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有一定數量的民企具備了對外投資的實力。
從客觀上來說，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長期戰略取向，已成為民營經濟進一步加快“走出去”的重要使命。加強民營資本的對外流出，可使國家資本流出由過去的“官方資本流出”為主，逐漸轉變為“私人資本流出”為主，也可提高資本利用效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可以預見，後危機時代我國民營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新時期。
對於民營企業要善於“走出去”，我認為這是一個策略問題。
近年來，一些民營企業在“走出去”實踐過程中逐步摸索出一條符合自身國際化的道路，積累了大量的成功經驗，成為善於“走出去”的典範。在善於“走出去”方面，民營企業應該關注“四個力”。
要練內力。即想盡辦法提升民營企業自身跨國管理經營水平，並在企業戰略佈局、創新經營方式、人才培養等多個環節落實。比如，煙臺萬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收購匈牙利寶思德化學公司部分股權項目過程中，以創新的資本運作模式為手段，通過戰略合作伙伴收購了寶思德化學公司2/3以上的夾層債，取得了以債權人身份參與重組的資格，並聲明瞭戰略投資者的身份，使得BC公司原實際控制人不得不與之談判重組寶思德化學公司事宜，成功收購後，煙臺萬華成功躋身於全球聚氨酯三強；又比如，一些民營企業在境外從事農業投資開發合作時，已由初期的單一種植業開發向農業綜合開發發展，這種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加大了農產品增值空間。
要借外力。經驗表明，“走出去”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少不了專業機構的協助。在企業進行海外拓展的過程中，有經驗的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等提供準確的指導，憑藉其專業經驗幫助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種難題，專業諮詢機構的提示和引導在事前、事中、事後都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關鍵作用。
要合眾力。民營企業“走出去”應建立更為靈活多樣的合作關係。當前，民營企業以各種契約形式為紐帶，形成了多種主體參與的追求長期、共同、互惠利益、難分彼此的戰略合作關係，幫助民營企業獲得先進技術、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也降低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風險。比如，民營企業除了赴海外開展全面的資產或股份併購以外，還積極探索了更加容易被對方接受的戰略聯盟方式，如市場互換式聯盟、技術合作式聯盟、品牌收購式聯盟、長期供貨合同式聯盟、合資經營式聯盟等等。
要用巧力。應學會“四兩撥千斤”，構建多方對企業的認同。中國海外權益的蛋糕越做越大，海外利益網絡鋪開越廣闊。面對複雜局面，民營企業應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通過一些“巧力”來增加海外發展收益和規避海外風險。比方說，一些民營企業巧於設計，採取不同的機構組織形式來進行稅收籌劃，合理、合法地從投資國和東道國的財務規則夾縫中探求到更多財富；又比如，一些對中國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國家，為了規避某種意識形態風險，可以先投資到第三方國家，這樣可以從形式上改變資本來源地；再比如，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產權關係清晰、決策迅速、經營靈活、適應能力強，企業家敢於開拓創新。同時，民間和非官方色彩濃厚，以分散形式“走出去”易被境外合作者和當地社會輿論所接受，因此，一些民營企業常常成為國有企業事實上的先鋒和戰略合作部隊，和國有企業共同分享了“走出去”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