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學

　　美國女權主義者貝蒂·弗裡丹在《女性的奧祕》一書中指出：“在我們作為女人的生活現實和我們要努力去與之相符的那種角色之間，存在著奇怪的差異”，女性面臨著“精神分裂症一般的人格分裂。”貝蒂·弗裡丹認為生兒育女、操持家務、取悅夫君和不斷重複的家務勞動成為扼殺女性生存質量的殺手，這種無限迴圈的生活使女性陷入個性的壓抑之中，使女性的精神生活處於空白之中。而生活於60年代的英國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對貝蒂·弗裡丹的這一說法十分贊同，她以敏銳的目光發現存在於女性生活中的問題，並以小說的形式向社會提出疑問：“我發現許多婦女正經歷完全相同的過程，它令我驚奇：婦女的工作自由和生兒育女，使她們同時充當兩個角色而精疲力竭。”很顯然，德拉布爾所說的女性的“精疲力竭”是指女性精神上的而不是身體上的疲倦感。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西方社會人文思想更加普及，女性在社會上享有了更多的權利，因此在政治、經濟、教育方面有了更大的空間。隨著西方受教育的女性人數的增多，知識女性對於男權社會做了更大程度的反撥和對抗，同時也使知識女性的生存危機感更加突出，德拉布爾的小說正是在這一語境下誕生的，她致力於知識女性這一特殊群體的描寫，努力地表現知識女性心靈中的隱祕和精神成長過程，描寫她們在自我實現道路進行的種種嘗試和尷尬處境，突出了這一群體在男權社會中感受的生存困惑。

　　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知識女性已贏得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她們的現狀仍然是處於男權社會的陰影之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所面臨的仍然是結婚、生子、料理家務和喪失獨立人格成為丈夫的附屬品的生存狀態，這樣的現實與她們曾經受過的完美教育、曾經有過的高尚理想有著巨大的落差。在簡單蒼白的日子裡，知識女性心裡湧動著對婚姻價值的困惑、對女性生活角色的困惑、對未來出路的困惑，而這些困惑構成了知識女性對前景的迷惘與不安，德拉布爾正是植根於現實主義的土壤之中，藉助於自己對知識女性生活的熟悉，通過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來表現這種困惑與不安，以完成對知識女性成長之路的探索。

　　一、對於婚姻的困惑

　　德拉布爾曾說過：“從自然性別而言，女性被禁止承擔積極的角色，她們很少有自主權。”畢業於劍橋大學、曾有過婚變的德拉布爾在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清醒地認識到，社會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使女性在婚姻中一定會處於弱勢，而女性的生理特徵更會使其在婚後陷入兒女纏身的境地，從而無法與男性抗爭。基於這一點，德拉布爾認為女性在婚姻中的失敗幾乎是必然的，所以女性不應當抱著盲目和不切實際的浪漫去幻想婚姻，而應當抱著清醒而理智的態度去對待婚姻。也因此，德拉布爾更關注處於婚姻的矛盾心理中的知識女性，並一直都把小說裡的婚姻寫得矛盾重重。

　　德拉布爾於1963年出版的第一部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小說《夏日鳥籠》所反映的正是她本人在大學畢業後初涉人世的心態。德拉布爾本人曾說過：“我寫第一部小說是因為我發現現實生活與讀書生活之間大的差異……我想證明我感到突然失去的身份。”小說中的主人公薩拉畢業於牛津大學之後，面臨著一種對未來生活的抉擇：結婚或者不結婚。她徘徊於“嫁個學究還是做個學究”的兩難境地裡。薩拉是個理性的學者型的女子，所以她首先總結了自己身邊的兩類女性，並對她們的生活進行比對，這兩類女性中的一類是薩拉已婚的姐姐路易絲和薩拉的同學吉爾;一類是未婚的歷史教師達芙妮，而這兩類人物的狀況在薩拉的眼裡都是不完美的：姐姐路易絲雖然嫁入富裕人家，得到了豪宅和華麗的服飾，但她一直生活在沒有感情的婚姻裡，成為丈夫的一個附屬品或“家庭祕書”，愛情的缺失使路易絲只能靠隱祕的婚外戀來支撐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最終私情敗露而被丈夫趕出家門，這讓薩拉心裡感到了婚姻的不可靠。而同學吉爾雖然經歷了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浪漫戀情，但在實質性的婚姻到來之後，也最終因為丈夫的大男子主義而宣告破產。兩個已婚女子的不幸給薩拉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並使她對婚姻的本質產生了質疑。薩拉認為在稱女性為“第二性”的社會環境裡，女性在婚姻上一定是個劣敗者，很難有美滿幸福可言。小說中不嫁人的歷史教師達芙妮的生活同樣不幸：她雖然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上的獨立，但因相貌平平、反應遲鈍、生活裡沒有一點激情，而倍受世人的白眼，致使薩拉每一次看到她，都會“情緒低落到了極點”。從達芙妮的經歷上，薩拉看到的是女性躋身於知識群體裡的障礙：“你不能當一個性感的教授，如果你是一個男人，博學多才又相貌出眾，那無關緊要;如果你是一個女人，這就是一個過錯。”所以，身為美麗女子的薩拉無法實現自己的學者之夢，也無法順利地走進婚姻，她只能當一個婚姻的審視者和社會生活裡的“他者”，在“嫁一個學究還是做一個學究”的猶豫之間徘徊，正如王賢所言：“‘嫁個學究還是當個學究’的追問，就如哈姆雷特‘生存還是毀滅’的苦苦追問一樣，德拉布爾為女性的處境而煩惱，為自身價值的難以實現而焦慮，並以自身的切身感受和特有的筆觸刻畫了一系列以各種形式尋求自我身份的女性，道出了女性在這個世界上的困惑和不幸。”

　　二、對女性生活角色的困惑

　　德拉布爾曾說過：“我們不想與過去的婦女相似，但是我們的未來又在何方?……在風俗習慣和倫理道德方面，我們是生活在一直不確定的未知世界裡，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前進方向裡確定我們的道德規範。”這種對往昔女性生活的否定和對未來的迷惘，造成了生活於男權社會和女權運動的激烈摩擦之中的英國知識女性對自我身份的困惑，她們不知道受過高等教育之後的女性該如何在新的社會氛圍裡確定自己的身份，是否還要承擔往昔女性所承擔的傳統的義務等。

　　德拉布爾的寓言式小說《磨礪》中的女博士羅莎蒙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羅莎蒙德是一位拒絕婚姻和性愛的全新女性，她獨居於一套父母留下的大房子裡，對性愛十分淡薄，將事業和博士論文看成是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不允許男性插足或主導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她認為，“愛情對於男人來說，是他的身外之物，而對女人來說，卻是她生命的全部，這是拜倫的見解，可我不以為然。”生活中的羅莎蒙德是一個精神上始終搖擺於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知識女性，在她放蕩的外表下掩蓋著堅守貞操的決心，她絕對不允許男人來主宰她的生活和感情。為了保持貞操，她故意同時與兩個男人來往，好讓對方都誤認為她是另一個男人的情侶，這其實是羅莎蒙德的“雙重護衛系統”，她靠著這種誤會保護著她的貞操。但命運卻給羅莎蒙德設下了一道難題：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她與關係極為疏淡的喬治發生了偶合，竟使她意外懷孕。

　　在經歷了是否自殺、是否做母親的痛苦掙扎之後，羅莎蒙德選擇把孩子生下來而不告訴孩子父親的做法，這樣就會“排除了日後需要維護關係的麻煩”，同時也可以捍衛自己人格的獨立與尊嚴。小說中的未婚母親羅莎蒙德放棄了夫妻共同撫養兒女的甜蜜與幸福，獨自經歷懷孕、分娩和撫養女兒的全過程，同時，她還要撰寫博士論文，承擔所有的生活重擔，她這樣做的原因是怕落入傳統女性的家庭牢籠之中，變成庸庸碌碌的家庭婦女中的一員。因此在小說臨近結尾處，當喬治又來到羅莎蒙德的寓所，並見到了她的孩子時，羅莎蒙德有了選擇與孩子的父親共同撫養女兒的機會。此時，羅莎蒙德的感情上極度矛盾，她既渴望喬治留下來又不想陷入舊式女性的生活圈套裡，決定不去“企求他的愛，他的容忍，他的憐憫，企求他能留在我身邊，使我能不再獨自一人面對那些稅單，不再因沒有他而那麼痛苦”，最終也沒有洩漏孩子的祕密，她決定獨自忍受極度的孤獨寂寞，架空“丈夫”與“家”的概念，將男性處於虛幻的他者地位上。羅莎蒙德的這種唯我主義者的作法使其遠離了現實和人性，甚至遠離了女性的本能需求，陷入到一種新的內心的困惑與彷徨之中。

　　三、對未來出路的困惑

　　王佐良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中指出：“比她***多麗絲·萊辛***年輕的德拉布爾在《金色的耶路撒冷》等小說裡專寫受大學教育或在大學教書的青年婦女所面臨的戀愛、婚姻、職業等問題，用細膩的文筆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英國婦女的神態風貌。”這說明德拉布爾的小說裡不僅表現出知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困惑，更包含了她們在職業選擇和個人出路上的困惑。她的小說中的人物生活於正值西方社會社會變革的時期，傳統的價值觀念被解構，而新的人生價值還在不確定之中，於是年輕的知識女性們解脫了傳統的負荷，卻陷入到精神上的無所適從。年輕的德拉布爾正是在這種社會語境當中，產生了反映女性生存境況的想法，她對千百年來傳統女性僅僅充當家庭裡的角色深感不滿，認為這樣的做法使女性的個性受到壓抑，於是在她的作品裡便出現了走出家庭圍城、在新環境裡尋求個人價值的知識女性。

　　小說《針眼》裡富裕的女主人公羅斯受過良好的教育，過著養尊處優、整天無所事事的生活。結婚後的她為擺脫平庸的生活，求得精神上的充實而把大筆財產奉獻到非洲一所小學，興辦起了自己的學校。但不幸的是，學校在戰爭中被大火焚燬，羅斯謀求自我生命超越的希望破滅，也導致婚姻破裂，生活貧苦。羅斯賴以寄託理想的實體被燒燬，她的新生活之路也就此中斷，於是心灰意冷的羅斯只得放棄了出走之路而回歸於家庭，繼續過她那蒼白的日子。“針眼”一詞取自《聖經》中的“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過針眼還要難”的名言，也暗示著女性尋求新生活的艱辛。同樣的女性尋求自我救贖之路的故事還表現在德拉布爾的另一個長篇《金色的耶路撒冷》之中，小說的主人公克拉拉也是對未來抱著強烈嚮往的人。這個清貧而美麗的外省少女克拉拉，不願像自己的母親那樣在偏遠的角落裡度過默默無聞的一生，於是她選擇了逃離家鄉來到大都市倫敦，尋找理想的聖地——金色的耶路撒冷。克拉拉憑藉著自己女性的魅力認識了青年富人、已婚的加布裡埃爾，併成為他的情人，見識了“美麗的宅邸，美麗的人說著美麗的語言”的生活，她彷彿找到了夢想中的耶路撒冷。但好景不長，隨著克拉拉與加布裡埃爾的婚外戀情的中止，克拉拉失掉了她的社會根基，也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只能重返家鄉，重演母親的命運。這說明克拉拉脫離的只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她並未能逃離無處不在的男權世界，她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只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幻景，這個幻景仍然是建立在男性對女性的駕馭之上，建立在女性以性別魅力取悅於男性的前提之下，所以它根本不是展示女性才能的平臺。

　　美國女權主義者貝爾·胡克斯指出：“性別歧視暴政下婦女的遭遇是一種所有婦女共同的東西”，這說明女性不管屬於何種階層，她所要面對的都是男權社會對於女性話語權的剝奪，都是女性在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現實。因此德拉布爾小說中知識女性的心靈困惑，既是屬於女性的，更是屬於知識女性的，而這些女性個體生命的體驗構成了德拉布爾對女性生命價值的拷問，表現出那些剛剛擺脫了傳統的束縛、又要面對茫然未來的女性生存狀態。德拉布爾對於小說中女主人公命運的安排，正是要喚起人們的思考：女性的自強和獨立是否一定要以犧牲婚姻為代價，是否一定要以女性的自我封閉和對男性的虛化為前提呢?